过去的小说或电影中常有这样的情景，一个长者得知自己马上要告别人生的时候，把子女或相关的人叫到病床前交代后事，这就形成了遗嘱是临终交代的概念。所以，中国人不习惯早早地写好遗嘱存放在某处，而是在弥留之际恍恍惚惚地交代后事。

　　而西方人则相反，没事早早地把遗嘱写好，隔上些日子如想法有变化，就修改遗嘱。我曾看到一篇报道，说一个人四十多岁就写好了遗嘱，后来几乎一年一改，快一百岁去世的时候，遗嘱俨然是一本时代变迁史，记载了与他这一生同时变化的社会。

　　中国人不习惯事先写下遗嘱，而现在又净是些说死就死的暴病，让许多人措手不及，没留下话但留下遗产，后人为此翻脸，让社会看笑话。台湾首富王永庆，仙逝于异国他乡的奔波途中；香港女首富龚如心（小甜甜）虽说有遗嘱，真假至今弄不清，弄不清就跟没有一样；相声演员侯耀文，遗产官司成了街头巷尾的八卦……

　　我想，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重生不重死，死了两眼一闭，眼不见心不烦。事先写下遗嘱，好像交代后事般不吉利，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就不想写遗嘱。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打电话问我的身份证号码，我问他干吗用，他告诉我说，他在写遗嘱，如果他不在了，他收藏的文物由我全权处理，不让子孙草率处理。我惊讶这事的同时，感谢他的信任，郑重地告知了我的身份证号码。　　（选自《新快报》 从 容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