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中,洛阳与长安是中国的姊妹城,在八大古都中这两座城市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特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沿进影响也最为重要、最为深远。
周人的始祖为后稷,有关古籍记载是建都于西亳(今偃师)的帝喾之子。周部落从商代中期迁往关中岐山的周原,在这里发展壮大。周文王时,周部落开始建国,在沣水西岸建都丰京,周武王时迁都沣水东岸的镐京。丰、镐遗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周王朝建立,为了统治东部地区,由周公在东方营建洛邑,周成王时迁都于此。故西周有二都,即宗周镐京、成周洛邑。这就是中国的二京制。
西周末年,由于犬戎之乱,周平王东迁洛邑,废两京制为一京制。秦朝建都咸阳(今西安市西北),在洛阳置三川郡,实际上居陪都地位。秦亡汉兴,汉高祖初以洛阳为京师,后听从娄敬、张良建议,迁都关中。地处咸阳原长安君的封地,因此被称为“长安”。而同时,洛阳仍设有中央武器库即武库、中央粮库即敖仓。西汉时洛阳人口比长安多8万,因此洛阳仍居于陪都地位,是西汉帝国的政治副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王莽篡汉后,正式称洛阳为新室东都,并下诏要迁都于此。
东汉开国后,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中汉献帝曾短期迁长安。曹魏以洛阳、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许昌、长安、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为五都。其中,洛阳为首都,其余四城为陪都。西晋时洛阳为京师,晋愍帝曾短期住长安。西魏、北周以长安为都城,北周另以洛阳为陪都。隋朝时,在汉长安城附近营建大兴城,在洛阳营建东都城,炀帝以东都为首都,以长安为西京。唐代,洛阳、长安为东西二京,帝王巡幸于二京,若皇帝在西京,在洛阳设东都留守;若皇帝在洛阳,在长安设西京留守。唐朝末年,唐昭宗迁都洛阳,长安仍是陪都。自五代开始,进入了洛阳、开封并称两京的时代。直到民国21年(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仍以西安为陪都。
早在西周时期,镐京和洛邑之间就有畅通的驿道。秦朝、西汉时,皇帝东巡,必经洛阳。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随汉武帝东巡,因病滞留于周南(今洛阳),在这里见到了出使西南夷后回朝复命的司马迁。隋唐时,自长安至陕州共设有20多个馆驿,自陕州东南至洛阳的崤山南路共设置馆驿10多个。两京驿道上还设有众多的行宫,如连昌宫、紫桂宫、福昌宫、兰峰宫等。
隋唐时,两京驿道处在京畿重地,是众多道路的总汇。驿道上商旅不绝,骡马成群,时局紧张之际,更是驿骑星驰。《太平广记》载诗曰:“长安城东洛阳道,车轮六息尘浩浩。争利贪前竞着鞭,相逢尽是尘中老。”形象地描写了这里交通的繁忙。这条道路非常宽广,《贞观政要》称其“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规模之大,古无其比。这条驿道上,种植了许多柳树、槐树、桃树、李树。白居易《西还寿安路西歇马》诗句“槐阴歇鞍马,柳絮惹衣巾”;王涤《和三乡诗》诗句“槐陌柳亭何限事,年年回首向春风”;朱庆馀《种花》诗句“忆昔两京官道上,可怜桃李昼阴垂”……都使人对两京驿道上槐柳相间、桃飘李飞的景象产生无限的遐想。
洛阳和长安虽然长期是姊妹城,但两个城市的精神即城市文化颇有不同之处。卢照邻《杂曲歌辞·结客少年场行》说:“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在古诗中,我们常常会看到长安游侠矫健英武的身姿。王维《燕支行》说:“赵魏燕韩多劲卒,关西侠少何咆勃……拔剑已断天骄臂,归鞍共饮月支头。”同样在古诗中,我们也会常常看到洛阳才子的形象,翁承赞《柳》说:“斜拂中桥远映楼,翠光骀荡晓烟收。洛阳才子多情思,横把金鞭约马头。”郑准《寄进士崔鲁范》说:“洛阳才子旧交知,别后干戈积咏思。”
自西周初起,迄唐末止,除三国时期吴都建业(今南京)、蜀都成都(今成都),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都建康(今南京)外,其余基本上均以洛阳、长安为都,这大约占了由夏到清4000年都城史的一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雄踞伊洛平原的洛阳和雄踞泾渭平原的长安,中以函谷沟通,常常是互为首都、陪都。东西二京,相辅相成,联袂并肩,上演了无数波澜壮阔、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成为这2000年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轴心,并创造了至今仍令人引为自豪的汉、唐盛世。东西二京洛阳、长安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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