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学术的发展，需要的不是高的“目标”牵引，而在于营造健康的土壤，有了这样的土壤，所谓的人才培养目标，不提也自然会达到。　　

　　日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两位校长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分别表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将会在近期回国的年轻学者中产生。(见4月10日中国新闻网)

　　我国的大学，出大师级人才似乎已是一个公认的“目标”。同一天，中国新闻网有另一条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促进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下达的就业目标是，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初次就业率达70%左右，当年底总体就业率达80%以上。

　　就业的目标显然不像诺贝尔奖目标那么难以实现。

　　其实大家知道，这不过是“目标游戏”，目标之下，就有为达到目标的“目标运动”，具体到大学生就业，就有最初的把任务下达给导师、教师，包干学生的就业；接着把大四变为“就业年”，不搞教学，让学生去实习、找工作；最后各种方法行不通，就让大学生们“被就业”。不管怎样，就业的数据总是无限接近甚至超过目标的。

　　在大师级人才培养目标上，要不是世界上有诺贝尔奖这样的全世界通行的奖项，这个目标也是容易达到的——这几年，每隔两年，两院(中科院、工程院)都会增补院士，增补的院士就被媒体称为“大师”；每年有关部门都会举办各种教育、科技奖评选和奖励，都有成百、上千的教育人物、科技成果被授予国家奖项，这也被称为是杰出成果。

　　从院士人数和国内奖项看，教育和学术真是“硕果累累”，教育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很好地实现着，可是，教育和学术的声望却每况愈下。原因何在？正就在于这功利的目标。从教育和学术的发展看，对教育的保障和科研经费的保障(亦即政府责任)，须有明确的指标，比如，政府需投入多少教育经费，需安排多少经费，但在教育本身和学术本身的发展上，却是不适合制订目标的。我们很难看到国外的大学，把培养大师人才、把获得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目标，而只提“让每块金子都闪光”、“让真理与你为友”；我们也难看到国外大学以就业率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办学，因为在整个求学过程中，学生就可以随时选择大学教育，那些质量低劣、不为受教育者考虑的学校，很难生存与发展，而有高质量的教育，就业也就水到渠成。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