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权力运行被暴露在公共空间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正经历一场急遽转型，微观层面上每一个大小官员的质素德行，都关乎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雷人”官员屡成网络热点

　　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当下，“雷人”官员屡屡成为网络热点，折射出普通民众对公权力的监督意识和解构心态。

　　前不久，浙江省义乌市一名叫金新华的原村党支书，公然声称“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而福建省周宁县委原书记林龙飞的口头禅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

　　安徽省某县物价局局长王某和朋友酒后私自无证驾驶公车，撞伤了路边的一名3岁孩子，并将其拖行近10米。王某下车发现孩子还有气息，竟又上车倒车，想将孩子轧死，幸被群众极力拦下。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大摇大摆地离开事故现场，又叫来同事“顶包”，并叫嚣：“不就一条人命吗？算不了什么，值不了几个钱。”“我王某无证驾车撞人算什么，谁也不敢处理我，县委书记还得求我当物价局长。”

　　无独有偶，四川省泸州市某区交通局局长谢某因拖欠两年停车费，物管老人讨要时，他竟说：“跟老子过不去，老子要找人来整死你！”

　　温州市鹿城区计生局一位戴姓女副局长对超生孩子的黄某说，“你现在就是我板刀上的肉，我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官员与公众的关系被理解为板刀和肉，这在部分官员的看法中恐怕并不鲜见，但在官员的行政行为被舆论严密“监控”的当下，官员的言行面临着社会环境的强大压力。

　　在此情形下，加强官员职务和个人道德修养成为新媒介环境下干部行政能力建设的要务。

　　部分干部官德失准

　　今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力图对领导干部进行道德约束。准则规定，不准领导干部从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活动。

　　这一准则被认为不仅是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基本规范，更是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道德约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

　　2009年6月，中共中央党刊《求是》旗下的《小康》杂志对我国“信用小康”指数进行了抽象调查。其中，调查人数为3376名。调查结果显示：科学家、教师以及政府官员诚信度排名很靠后。

　　2009年10月，参加第二届中华廉洁文化论坛的湖南省长沙市纪委书记袁观清，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有些干部的行为举止，不仅脱离了官德的水准，而且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与新时期官德修养的要求相距较大。”

　　他认为，极少数领导干部的道德水平严重下滑，导致了自身腐败。

　　袁观清直言目前官德评价机制并不完善，“在某些地方，那些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而对工作又兢兢业业的官员得不到重用，反而受到冷落，被‘边缘化’；相反，那些曲意奉承而政绩平平的人却能够飞黄腾达。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不能发挥官德评价机制应有的正面作用，反而会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治官德缺失需“逼迫”

　　“官德”非臆造之词，在百度百科中，还有“官德”的专门词条。在执政政党内，因其社会主义属性及群众基础，官德更为受到重视。

　　早在2004年第19期《求是》杂志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专门撰文《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探讨官员官德建设问题。

　　在文章中，习近平称官德“也就是从政道德，是为官当政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包括思想政治和品德作风等方面的素养”。其称“共产党人的官德，内容十分丰富，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就是胡锦涛同志一再强调的‘为民、务实、清廉’”。

　　实际上，这亦是对当下权力运行的针砭式启迪。200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发表万字长文，提醒警惕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壮大。

　　周瑞金认为，进入新世纪，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此外，“还有一个危险的迹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寻找政治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场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

　　在此情形下，个体的道德约束已不能在微观层面与强大的“权钱张力”抗衡，更深广层面的官德制度建设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有学者认为，通过法律法规，把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加以明确、稳定、强制，使其刚性化。公职人员一旦不遵守，即使没有构成犯罪，也可以依据伦理制度评价、约束，直至将其从公职人员中清除出去，从而保持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和政府的声誉。

　　甚至于，目前已有“官德法制化”的声音。当然，其倡导建立一套监督、养成、评价、选择的规范体系，自然并不等同于“道德立法”。     　（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