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巷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造型新颖的别墅。 　　蒋巷村生态园成为旅游景点。 　　蒋巷村史展览馆。 （资料图片）

　　■作者简介

　　梁衡，当代作家，196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内蒙古日报》记者、《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是著名的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曾荣获全国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荣誉称号。

　　参观了全国文明村常熟蒋巷村后突然想到这个题目。

　　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到现在还是想象中的事情，十分遥远和渺茫。它是马克思在160多年前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演出的一种理想社会。但是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相信它，受苦的劳动人民相信它。于是就建党，名共产党；就开展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叫国际共运，用实践去求证它、逼近它，一干就是一二百年。在这一二百年间，理论家不断地进行猜想，给出理论模型，就像哥白尼、爱因斯坦们不断地求证宇宙；而劳动者，那些实践着的人们，则依其时其地的背景，也不断想象和制作出各种社会模型。于是共产主义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

　　余生也晚，以我的所经大约有两种。一是解放前后，这在反映当时生活的电影上还能看到，战士们在坑道里抱着枪幻想，或者刚分了土地的农民蹲在犁沟里憧憬，共产主义是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主要反映解放了的劳动者物质上的要求，是最初级、最朴实的“解放版”共产主义。二是“人民公社”版。追求“一大二公”，农民吃食堂，不要自留地，不许养鸡，连同劳动者本身也都“归公”，甚至连每个人的思想也不许有私人空间。第一个版本，要求不高，很快就达到了；第二个版本则是一场黄粱梦，经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后就破碎了。而这次我却看到了一个与前两个不同的、比较接近马克思想法的版本，我把它叫做“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

　　我们过去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这样几点：生产资料公有、产品丰富、觉悟提高、道德高尚、贫富差别小等等，但是对人的自由讲得很少。马克思有一句话：“自由的人就是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更具体地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足的物质生活和闲暇的时间 ，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他这里特别强调“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这三点：有工作、有物质享受、有精神自由。当然，自由的前提是物质丰富，但丰富之后怎么办？或者说鱼和熊掌怎样兼顾，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新版本。

　　蒋巷村不大，186户，1700亩地，800口人。40年前曾是一块低洼闭塞的蛮荒之地，血吸虫病流行，地不产粮，食不果腹。当时的村支书常德盛提出：“天不能改，地一定要换。”现在已换成工业园、粮田园、蔬果园、居住园、旅游公园，“五园”交错的新家园。村展览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历年的人均收入统计表。上世纪60年代118元，70年代316元，去年21600元，这还不包括各种补贴和福利收入。

　　按照恩格斯说的那三条，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实中蒋巷村版本。

　　先说人人有“健康有益的工作”。全村工作分为工业、农业、服务业，正好是经济学家们说的一、二、三产业。原则是 “工业向园区集中，农田向能手集中，居民向社区集中”。各人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爱好选择职业。全村1000多亩地集中由16个种粮大户来种，其余大部分劳力进了工厂，而且都是做“健康有益”的工作。村里十年前就主动关闭了一个很赚钱的化工厂，现生态极好，林木荫道 ，绿水绕村，鸟语花香。还设有一个大气监测站，每日除报气象，还报大气质量。

　　再看第二条，“充足的物质生活”。每户一座两层楼的别墅，早已超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村里有商店、图书馆、博物馆、农民剧院，一应俱全。有趣的是村里有一个很大的民俗博物馆，墙上抄着一首辛弃疾800年前描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词《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文化背景、心理背景：追求富裕、和谐、自然、自由。蒋巷村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描绘现代图画。现全村已人均年收入两万多元，中学以下上学全免费，大学生年补3000元，研究生年补5000元；老人55岁开始每月补300到600元，如身患重病者，月补400元。他们说这是“按劳分配加按老分配”。

　　最难能可贵的是第三条，“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前面所述各人可自选工作已不必说，且以养老一项，就可见他们怎样努力创造自由状态。中国已渐入老龄社会，养老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难在怎样既保证老人生活舒服，又精神自由，还能减轻年轻人的负担。而中国农村的婆媳矛盾是一道传统难题，现代社会的新老“代沟”又是难抚平的伤痕。蒋巷村却有办法。全村55岁以上老人200个，按说各家都有别墅小楼，住房宽裕，三世同堂，足可养老。但村里又另盖200套老人公寓。平房庭院式，花木葱茏，阳光明媚。分单身居和夫妻居两种，面积不同，室内厨、卫、寝、厅，一应俱全。老人如愿与子女合住，则住；不愿即可搬来公寓自住，免去了许多因“代沟”所引起的习惯不合与情感摩擦。又因是在本村，子女近在咫尺，照顾亦便，分而不裂，和而不同，亲情不减。距离产生美感。这里，无论老人还是子女，“每个人的自由都是对方自由的条件”。我执意要看一二户老人公寓。庭院排排兮，花掩地，每家都窗明几净，闲适自得。他们在院中树下或干一点轻活，或聚而闲谈。王凤英老人已79岁，正抱着两岁的曾孙在门前晒太阳。旁边晾着一笸箩新碾的米粉，雪白细腻，散发出微微的清香。近处翠竹摇曳，紫薇吐蕾，茶花艳艳；远处大田里菜花金黄，一直黄到天边。就是桃花源中人也不过这样。不是说小康的住房标准是每家要有两套住宅吗？盖此情景也。

　　村里的生活设计还有许多尊重人性自由的细节，如粮菜供应充足方便，但还是给每家半分自留地。不为吃用，只为满足农民世世代代的精神寄托。菜园里老人弄苗，童子追蝶，吴侬软语，相话桑麻。村里设早市区，买卖自由，交换方便。我去时，已收市，门面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都有专人管理。村支书常德盛解释说，也不只为物资交流，主要是让村民有一个交往、说话的地方，要的就是一个和谐。村外有人在修渠，这是外来的打工者。果园里几个老人正在剪枝，老常说，他们本有养老金，可不干活，但如想干，还再给工资，是轻活，可干可不干的。我立即想起一句话，到了共产主义，劳动就成了人的第一需要。

　　蒋巷村的现状当然不是共产主义，那样说我们这些人太低能了。但它肯定是人们追求理想征途上的一小步。既然是理想就有一定的虚幻性，等待人们用实践去逼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最怕他们的书给人定死了框框，就声明说，我们不打算把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恩格斯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的情况，你在我这里，连影子也找不到（马恩书里确实找不到蒋巷村社会组织的影子）。正因为马恩这样唯物、这样辩证，为我们预留了理想空间，人们才可能去创造各种版本。事实上，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那一天起，无论领袖还是群众，理论还是实践，都在摸索寻找。列宁说，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也是一种版本，和“点灯不用油”有一点相似。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有人考察发达国家，说这就是我想象中的共产主义。这是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也是一种版本。近年来还有人研究北欧版本。当然，蒋巷村物质条件比起世界上和国内的发达地区还差得很远很远，但它和自己比是大大进步了，更可贵的是，它能在自身物质进步的基础上对 “自由人联合体”的含意进行积极探求，这就了不起，是中国乡村版的共产主义猜想。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共产主义理论在160多年后，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800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任何科学都是从猜想起步，猜想一旦变成了现实就是科学的胜利、历史的进步，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邓小平说：“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起，到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锲而不舍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对大跃进、文化革命运动（那也曾是一种版本）的反思，到邓小平讲“老祖宗不能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亿万群众一直用实践去求证主义、求证假说。也许将来的求证所得与马克思书上讲的相距甚远，这也没什么，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开放的科学。

　　在蒋巷村我又重读了一遍共产主义的猜想，也读出了一点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