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3名国土副厅长涉嫌窃听厅长
导致案发落马
　　

   6月13日，江西抚州金溪县法院。

　　随着法槌落下，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前副厅长陈爱民因受贿获刑15年，罚金30万元，没收全部非法所得。

　　2009年3月1日，陈爱民和其他两名副厅长李江华、许建斌同时被宣布去职接受调查。以3名副厅长同时出事的3月为“拐点”，江西省国土系统掀起了大规模反腐风暴，15名国土系统处级以上干部纷纷落马。

　　陈爱民之前，2010年1月，许建斌因受贿221万获刑15年；4月，李江华因受贿574万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江西省高院查明，三名副厅长的案件，互无关联，并非窝案。但如今，这三起“互无关联”的反腐案件，却被卷入了“窃听门”漩涡。

　　系统内的明星官员

　　如果没有事发，陈爱民三人都属于国土系统内的明星官员。每一个人都履历辉煌，前途无量。

　　三人中最年轻的李江华，是2000年江西省委组织部公选干部的佼佼者。当年，年仅37岁的他从贵溪市(县级市)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升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不但破格从副处提拔为副厅，更是成为江西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而在国土厅里，他负责协助厅长分管政策法规、信访、土地利用管理等工作。

　　陈爱民擅长经济，同样是从贵溪市升任的他，在担任贵溪地委书记期间，贵溪连续数年经济排名位列江西省县级城市第一。2006年调任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其分工为协助厅长分管计划财务、规划、新农村建设工作，协管计划财务处、规划处、土地勘测规划院、矿业权交易中心。

　　许建斌则是三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位，人称“许博士”的他，2003年作为中组部、团中央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国土部下派干部，到江西省上饶市挂职，任市长助理，属于上饶重点引进人才。而他在上饶的4年中，为上饶市争取到总投资7.9亿元的浙赣铁路上饶城区段的北移取直工程项目。因为政绩突出，许建斌于2007年调任国土厅，分管耕地保护和农民补偿安置工作，协管耕地保护处、土地整理中心、建设用地事务中心、地产总公司等。

　　据江西国土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回忆，从时间上推断，最先出事的应该是李江华，其次是许建斌，最后是陈爱民。这名官员说，李江华在2009年1月中旬左右，就已经失去了踪影，到2月份初，许建斌和陈爱民也不见了，3月份，他们被“双规”的消息得到了组织部门的证实。“这个消息证实后，简直就是一场地震。”这名官员说，当时国土厅就4个副厅长，一下子就去了3个。随后，又传出了不少国土系统官员被“双规”的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人所被控的受贿，大多数都是在地方任上的旧账。“这大多数是在地方上任党政领导时所得。”江西省国土厅副厅长刘定明在今年4月的一次作报告中如此评价。

　　而记者从知情者那里拿到的陈爱民起诉书也可以证实这一结论，陈爱民被控的200多万受贿中，只有两笔是在省国土厅任上所得，一笔是2007年中秋节，收到1万元，而另一笔是2009年春节，收到5000元。

　　官场斗争导致案发？

　　3名副厅长同一时间出事，且大多数都是在地方任上的旧账，很快，关于“此事为国土厅内讧导致案发”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连陈爱民的亲戚，在宣判完毕后，也流露出了这种意思。

　　传言中，已经在今年3月退休的原厅长刘积福，变成了三起案件的唯一主角。

　　江西多名官场人士证实，这几名副厅长和厅长刘积福不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据跟刘积福有较多接触的人说，刘积福脾气不好，说话很直，作风强硬，这让下属很多时候在他面前都有点战战兢兢的感觉。“李江华控制欲比较强，也好表现。”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在厅里，跟刘积福矛盾最激烈的是副厅长李江华。李江华入职国土厅比刘积福早5年，很多干部都是他一手提拔，因此一直以厅里老大自居。刘积福2005年刚刚调任国土厅时，有一段时间几乎被他架空。此后几年中，两人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在公开场合多次争执。

　　许建斌到来后，也投身到这种权力斗争中。“这3人啊，就是因为都太有才了，谁都不服谁！”李东生(政)跟刘积福等4人都有工作上的往来，他说，三个副厅长都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水平很高”，但也正是这个原因，三人都不是太听刘积福的话。不过相比之下，陈爱民跟刘积福的关系算是不错。

　　据《新京报》报道，2009年年初，江西省纪委转给刘积福一封关于国土厅的举报材料，材料附带一张光盘，其中有刘积福与人在办公室谈话的影音记录。刘意识到自己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设备，十分愤怒。刘在多个公开场合怒斥，“有人用下三滥的手段，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弱”。而刘在震怒之余，开始调查，并推断主导者在国土厅内部。他向纪委反映了“窃听门”所怀疑的几个对象，其中包括李江华、许建斌，并提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窃听门”事件真相

　　“这个窃听，是存在的。”一名江西省纪委知情人士透露，但窃听的对象不是刘积福，而是国土厅里的一名处长。而导演“窃听门”的，正是副厅长许建斌。

　　知情人透露，当时，许建斌手头有一个项目涉嫌违规，国土厅里的一名处长，一直坚持不签字。

　　在多次沟通无效后，许建斌动用了私人侦探，开始跟踪这名处长上下班，甚至连他去北京开会，也派人跟踪，希望能拿到把柄让其就范。但让许建斌失望的是，一个月过去，私人侦探毫无所获。跟踪无果后，许建斌想到了动用窃听器，他在这名处长的办公室里安装了摄像头。随后，许安排一名商人行贿该处长，商人将8万元留给这名处长后离开，而该处长随后将这笔款项上缴。

　　在取得收钱画面后，私人侦探立即向纪委举报。纪委随后将此举报材料转交刘积福。刘积福看后，大为震怒，要求彻查此事。

　　但这名人士并未透露，“窃听门”跟三名副厅长案发是否有任何直接关系。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当初许建斌聘请的私人侦探，已经被逮捕，并在南昌县法院一审宣判，罪名是敲诈勒索，刑期2年半。但该私人侦探不服，已经提起上诉。

　　不过，在2008年底时，江西省纪委就已经打算在国土系统内进行反腐行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聂赣良接受媒体采访时称，2008年底，江西省国土厅制定《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惩防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而“2009年是关键实施年”。

　　“现在很多人都相信，‘窃听门’最多只算一个导火索。”一名接近纪委的人士表示，调查行动早已经展开，只不过，“窃听门”加速了这个过程。不过，当时代周报记者就此消息向江西省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肖为群求证时，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腐败案件集中爆发

　　事实上，随着三名副厅长的倒下，江西国土系统随即群体性爆发受贿案，15名处级以上干部被查，涉案金额2000万元。

　　第一个倒下的，是南昌市国土局原局长周宏伟，他被控受贿将近600万。据说，周宏伟是被李江华供出，而周案，则前后牵涉50多人，其中包括南昌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何学锋。

　　而陈爱民案则让江西贵溪市主管国土、城建的原市委副书记李长华因工程招标受贿及对200多万财产无法说清来源，一审被判13年；已调任鹰潭市国土局的贵溪市国土局原局长陈福仁也因此案牵连，受贿被查，获刑5年半。

　　除此之外，瑞金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易长征也被免职，国土厅3名处长也正在接受调查。

　　一系列案件的群体性爆发，让江西国土资源厅压力颇大。而在“窃听门”爆发后，江西国土资源厅更不愿意回应此事。

　　“江西国土厅为江西经济作出多少贡献，如今全被这一系列贪腐案件抹黑。我们压力很大。”5月12日，提及三名副厅长的落马，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宣传教育中心党支部书记肖彦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

　　据他介绍，从去年4月份开始，“保护干部不出事”，已经变成了国土厅的一项工作任务。在今年的3月31日，全国国土资源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新任的副厅长刘定明作报告，题目为“以案为戒，振作精神，切实加强重点领域预防腐败工作”。

　　在报告中，刘定明直言：“2009年初，我厅发生三起厅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给全省国土资源事业发展和队伍形象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刘定明说，因为这个案件，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驻部纪检组王寿祥组长和江西省委苏荣书记、省纪委尚勇书记都分别作出重要指示。

　　刘定明再次强调这三起案件，案情间互无牵连，既非窝案，也非串案。他还表示，这3人的问题，更多是在地方任党政领导时所为。但是，认真分析这三起独立的个案，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三起案件都与国土资源的管理权有关。不过他同时强调，这些案件发生后，他们国土系统一年内共制定出台各类制度、规定128项。

　　刘积福怒斥

　　对于刘积福来说，他似乎并没有受到反腐风暴的影响。相反，在国土系统反腐风暴后，刘积福获得了江西省和国土部两方的积极评价。

　　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在与国土资源部徐绍史部长会谈时称：“积福同志到厅里工作以来，开展了造地增粮富民工程、国土资源管理年、矿产资源整合年等一系列活动，搞得很好，是真心做事的。在这次江西党政领导测评述职的分组考核中，积福同志得分是最高的。”

　　徐绍史也表示，刘积福在业务、管理、事业发展和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实际工作，队伍的综合素质、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2010年3月，刘积福正常卸任，南昌市原市长胡宪任国土资源厅厅长。

　　对于自己是“搞倒三个副厅长的主要推手”的传言，刘积福连说了两声“放狗屁”，随后挂断了电话。

　　此后，他回复记者短信说，外面传言，他已经听了很多，但他并不在乎外面说什么。而对于他是否举报了3名副厅长，以及“窃听门”跟检察机关介入的先后问题，他用了“无可奉告”四字回答。

　　“我很好，好得很！”刘积福最后说，自己目前一切都很好，并没有外面传言的处境尴尬。（据新浪网）

据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有望8月完成修订

核心提示：据知情人士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正在制定之中今年八月以后有可能完成修订。此前发改委等部委曾修订的版本被退回。

中国证券报6月17日报道 记者近日从有关人士处获悉，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和国务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精神，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就收入分配改革工作拟定政策建议，并写入本部门或者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中。

其中，由发改委牵头研究拟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正在紧锣密鼓研究制定之中。据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八月以后有可能完成修订。

人保部负责指导并审核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研究拟订贯彻《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的有关文件，研究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问题，重点破解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增资难题。

另外，国资委也将进一步完善中央企业薪酬管理办法。

中央下决心改革收入分配体制

中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工作目标已有多年，但实施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社会各界普遍反映，近年来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垄断企业等公营机关单位的职工工资持续增长，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公单位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职工工资则停滞不前。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工资的制定，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国有部门人员收入进行调节，以及通过法律、经济、信息等手段规范市场薪酬分配秩序。对于非公经济单位重点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问题，他建议一方面要继续推行劳资工资集体协商，另一方面要探索税收优惠等措施在内的新思路。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对《财经》记者表示，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收入长期得不到正常增长，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内需，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对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在近期再次表明了进行收入分配改革的决心。

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所谓“体面劳动”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将“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快收入分配政策调节体系建设”确定为2010年国务院九项重点改革任务之一。

这次会议敲定，围绕转变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推进改革，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完善体制机制。

各部委密集调研

在中央再次表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决心后不久，有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目前，有关部委都在分头做相关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最后汇总达成共识，再正式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

近来，全国人大、财政部、人保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国家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都分别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就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展开了密集调研。

而今年以来，一些省份已经调高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五一之后，广东、山东、吉林、宁夏、湖北等省开始执行上调后的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均超过了20%。而在此之前，山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天津等省(市)已经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均超过了10%以上。

人保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认为，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对于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工资收入有很大作用。他透露，还有20个省计划将在2010年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除了各部门和地方正在制定实施的单个政策之外，具有全局性的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也在进行当中。

有关人士表示，发改委、人保部、财政部、国资委等部门在各自“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制定过程中，也都有涉及到收入分配改革问题。

上述部门在其“三定方案”的职责管辖范围之内，对各自分管的收入分配、工资分配、二次分配、国企利润上缴等相关工作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最后都会纳入到本部门或者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中。

有关人士预计，各部门的“十二五”规划方案会在今年的七八月份有一个初步的方案。

据悉，由于发改委牵头制定《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需要对各部门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中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容进行汇总。因此，该方案至少要等到八月份以后才有可能完成修订。（据网易）

富差距统计方法被指不规范
官方数据从未公开

核心提示：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称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学者称“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是被低估的，因数千万公务员公费医疗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中国的统计方法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准确率上也颇受诟病。

中国证券报6月17日报道 研究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数据搞错了一个零

“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

6月初，一个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的数据，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为沸沸扬扬的贫富差距讨论，再添了一把火。

这一数据出自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一篇《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的文章，数据来源是“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

不过，这一数据可能有一点问题。

“世界银行用的是我的数据，但是国内现在引用的数据搞错了，不是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而是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财富。”国内惟一做过独立的居民收入数据调查的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这一错误并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收入差距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搅动人心。

5月中旬以来，《人民日报》开辟专栏“社会财富怎么分?”，连续四周发文，探讨收入分配问题，姿态之高，较为少见。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文《我国财富分配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这一署名“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口气异常严厉，直指高收入阶层正在破坏社会稳定。

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话题也进入高层视野。温家宝总理更是在4月《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要深化垄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6月9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为防止贫富差距扩大，将强化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这一切迹象显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已迫在眉睫。但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如何去衡量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而在5月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文章则称：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对中国基尼系数最为严重的估计。

当前，除了基尼系数，并没有有效的数据能够衡量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过，学者们通过有限数据作出的基尼系数的统计，能否反映中国贫富差距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

从2002年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对基尼系数“中国化”的争论，至今未有结果。一个可以看清的事实是，中国收入差距的真实情况，远不止一个粗略的基尼系数的数据能够涵盖。

最大问题是数据缺乏

北方某特大城市，调查抽样恰好抽到市直机关公务员家属区。结果“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配合调查”。

对于关心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的学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缺乏。以至于无法对问题进行详细的分解和研究。

“人们最关心的是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但现在能够看到的利用住户数据估计的全国基尼系数只有少数几个年份。”李实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官方统计机构已经收集了近20年的住户调查数据，“但是，并不对研究人员公开”。

李实认为，相对于国际规范的个人收入定义，“我们能看到的数据总是被低估的。很多个人收入并不被计入统计范围。”

目前，全国所有研究基尼系数的学者，基础数据都来自各地统计局下属的城调大队、农调大队的住户调查。而由这些“住户调查”所形成的数据，历来在准确率上饱受诟病。

长期以来，统计系统在衡量城市和农村的个人收入，采用两个口径：对于农村居民，用“人均现金收入”，而对于城市居民，则用“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这两个收入标准都不符合国际规范，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城乡居民之间甚至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

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指扣除各种税费之后的收入。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拥有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无法计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城市和农村居民的自有住房，都没有计入家庭收入。但根据国际惯例，即使是自住房屋，也应当把租金按市价计入收入。如果计入这方面，则城乡之间、城乡内部的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而更进一步，全国数千万公务员，享有“公费医疗”，这也完全不被计入现有的统计。

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者对南方周末记者举例说，“例如一个大城市公务员家庭，可支配收入可能每个月五六千元，但他们在市区拥有一套两居室的经济适用房，每个月会产生市价4000元的租金收入;他们有各种实物福利和单位组织旅游等，很多家庭甚至从不需要从市场上买米买油，家里大人小孩享有公费医疗。这种家庭，收入至少被低估了70%以上。至于各级干部享受的专车、司机、秘书、高干病房等待遇，就更没办法统计了”。

除统计口径之外，调查过程中，各地统计局限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每年所能做的抽样调查，样本数量极其狭小。

一般的抽样调查，至少要求千分之一的抽样率。而我国的抽样调查，往往仅达到万分之一。

以深圳市为例，这个实际可能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其城市住户调查，在2002年以前仅100户家庭。2003年以后才扩大到600户家庭。

“内陆地区的统计抽样数据，情况更糟。”上述研究者对记者解释说。

抽样调查，要尽量做到样本均匀分布。统计局会与被抽取的片区居委会协调，由居委会帮助挑选愿意配合的家庭，这当中遇到的困难更多。

北方某特大城市，在抽样时恰好抽到该市市直机关公务员的家属区。“无论居委会怎么做工作，就是没人愿意配合调查。最后只好换个小区。”这位研究者说。

而即使愿意配合的居民户，也很难确定他们是否如实填写申报财产和收入。往往高收入家庭都倾向于瞒报收入。

2009年，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高收入人群调查中，高收入人群的20大职业，既没有公务员，也没有央企职工。而所有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最高的月收入，不过14500元。

李实教授因为有国际合作项目支持而得以进行“独立调查”，但他的数据也是请统计局在进行住户调查时，多调查几个他的课题组设计的问题而已。其在统计上所面临的误差，和统计局数据是一样的。

头疼医脚?

如果不能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虽说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突破的0.4的“国际警戒线”，但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不过舆论的热议，令官方对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社会危险开始未雨绸缪。

根据各方消息来看，尽管“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没有正式启动，目前官方的思路，依然是在税收调控上做文章。中新社甚至直接以《中国防贫富差距扩大，加大税改调节收入分配》为题报道《人民日报》的“四论收入分配”系列文章。

但目前关于收入差距的统计，只能表示分配差距带来的福利损失，并不能说明差距从何而来，也不能解释背后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永宏对记者表示：“有理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垄断行业高收入。但实际上，通过分解基尼系数，可以证明全国整体的贫富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差异，行业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占比例很低。”

如果真如程永宏教授所言，贫富差距来自中国城乡差异，那么真正解决问题的手段应该是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而非对高收入阶层统一收税，加重中国人本已十分沉重的税收负担。

而世界银行在2008年公布的一份题为“向顶端赛跑：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报告中，则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归因于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的差距。

世行的结论是，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异，尤其是他们所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在过去20年中的贫富分化中导致了最大的不公。而城市收入分配变化，三分之二归因于教育投入的不均。

这篇文章强调，“国民的人力资本，才是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因素”。

但是根据记者采访了解，世界银行的这一份研究报告，依然是基于统计局和李实合作的数据。而数据的问题决定了其研究结论，依然无法覆盖统计局本无法覆盖的那一部分群体。

在一篇文章中，李实教授的话令人沮丧，“我们并没有对中国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和过程有充分的理解”。

程永宏教授认为，虽然每个人对中国贫富差距数据缺乏 官方统计未公开贫富差距扩大，都有各自的感性认识，但如不能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无法提出准确的解决方案。

名词解释：基尼系数

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一个指标。简单来说，就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总和占全社会总收入的比例。按照联合国有关标准，该系数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来源：南方周末）

江永嘉入党标准量化引争议
年龄学历性别成门槛

　　核心提示：

　　年龄、学历、性别、特长……这些指标眼下成了永嘉县农民入党的“门槛”。根据该县有关规定，农村党员发展实施量化积分制，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入党申请人，由于无法达到规定分值，很难被发展。该规定实施半年多来，引发不小争议。

　　48岁的王进芳最近颇感无奈，年轻时没上过几年学的他，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没能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王进芳是永嘉县渠口乡石柱村村民，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定进说，王进芳这次没能发展为入党积极分子是被县里的规定“卡”住的。因为根据规定，对照标准打分后，王进芳得分不到30分，与基本分值45分差距太大，就算他再想帮忙也使不上劲。

　　标准有哪些

　　去年8月，永嘉县下发一系列关于农村党员发展的文件。由永嘉县委组织部起草下发的文件规定，从2009年9月起，全县纳入发展对象的人，都要按照基本条件、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党员群众认可度、教育培养情况和服务奉献等六大项10多个小项进行量化，总分65分。凡要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或拟列入发展对象者，至少要达到45分，如果达不到，将被直接淘汰“出局”。

　　令人关注的是，在“基本条件”一项中，分列4个小项，分别是：年龄，30岁以下的，计10分；30岁至45岁的计8分；45岁以上至60岁得5分；60岁以上的申请者，得分仅为1分。学历，大专以上得10分，高中及中专以上得8分，初中以下得5分，小学及以下学历得2分。性别，申请人为女性可得5分，男性得2分；有一技之长能带头致富或带群众致富的，可得5分。

　　谈起这些新规定，桥头镇谷联村59岁的预备党员叶振芳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他是在新规实施前半个月被村党支部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对照现在的打分，我想入党肯定很难。”当了多年村干部的叶振芳说。

　为何要量化

　　谷联村党支部书记叶加来记得，前任村支书在离任之际，一次性向镇党委报了9名发展对象，而之前整整5年，这个村竟然没有发展一名党员。为什么？老支书怕得罪人，发展党员也需要摆平关系，所以出现一次报9人的情形。

　　这9人发展事宜最后被镇党委“打”了回来。

　　“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当时农村党员发展过程中出现混乱的一个直接原因。”68岁的老党员陈云杰说，当时有些村民入党是看与村支书的关系好不好，人品或能力倒是其次，导致党员素质良莠不齐。

　　永嘉县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2008年，经过对永嘉100多个农村党支部调研后发现，农村党员发展中存在4个突出问题：一是“近亲繁殖”，如上塘镇溪头村村党支部的9名党员中，5人是亲属关系，成了“家族支部”。二是发展数量上两极分化严重，5年至9年间，没有发展党员的村党支部有54个，占到三分之一，特别是罗垟村，18年未发展一名党员。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村却“批量发展”。其三是发展质量参差不齐，由于没有统一的发展标准，有的支部甚至把一些违反政策的人也吸收入党。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年，该县831名农村党员中，小学文化程度及以下和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占近半。其四是发展程序不规范，不少村支书迫于情面，违规发展党员。

　　有了标准，发展农村党员的不规范行为有了约束。王定进认为，因为有了县里发展党员的硬规定，对那些不符合入党要求的对象，村党支部可以坚决回绝。农村讲究情面，如果换成以前，对于其堂弟王进芳这样的入党申请人，他可抹不下情面拒绝。

　　规定实施半年来，永嘉县农村党员中，35岁以下的党员人数较上年同比提高了10个百分点，女性党员数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党员数同比提高近两成。

无科学依据

　　以量化积分方式发展党员，是否有依据？尤其在年龄、学历和性别上设置“门槛”，引来不少争议。

　　“我们就是要实现农村党员的年轻化、知识化。”永嘉县委组织部一位干部坦言，新规定基本上断了农村60岁以上人员的入党想法，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除非特别优秀，否则入党也基本无望。

　　大学生“村官”卢百满认为，针对如今农村党员发展实际，组织部门通过规范制度，提高“门槛”，有助于把农村优秀分子纳入组织视野，为发展和壮大农村基层组织提供源动力。

　　采访中，有党员认为，按照党章第一章的第一条规定，年满18岁的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各阶层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永嘉在农村党组织中推行积分量化入党，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有违背党章之嫌。

　　一位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认为，永嘉的规定有点矫枉过正，只要入党申请人符合入党要求，对党充满感情、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并将其作为毕生追求，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把他们拒之门外。

　　也有人指出，永嘉的积分量化入党的规定，是把党章里有关对干部的要求，移植到党员发展程序。党章中要求党的干部努力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党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等，这些要求如果生搬硬套到普通党员发展程序上，不妥也不严肃。

　　专家观点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胡承槐：把党的发展对象的主体定位在知识型的年轻城乡发展对象身上，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年龄、学历、性别设为门槛，把年长者、学历相对偏低的人，拒绝在党组织的大门之外，不仅不符合党章的规定，更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农村党员发展对象应是各具所长，应根据入党对象条件和结合农村实际进行选择。永嘉县用统一的分数标准来量化考核，不能科学甄别每名发展对象的入党条件，这一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据人民网）

邯郸交警街头查酒驾
遭百人围殴

　　6月13日晚，邯郸市交警支队民警在执勤过程中，遭遇暴力抵抗。据在场交警描述，近百余人手持木棍等物将执勤民警及赶来支援的同事和110巡警围困，事件持续近一小时，现场附近人民路一度堵塞，一名交警当场被殴昏迷，直至警方持续增援情况才得以缓解。

　　记者在邯郸市医专附属医院见到了当场晕厥的邯郸市交警支队六大队三中队交警苗书银。他忍着疼痛，心有余悸地说：“那晚，他们手持木棍在我胳膊、头部、后背猛打，要不是我当时戴着头盔，后果真不敢想象……”据其介绍，13日晚21时许，三中队按照支队统一部署查处酒后驾驶，在人民路与曙光路交叉口执勤的交警韩振涛突然发现一辆未悬挂特别通行证的混凝土运输车急速行驶过来，疑似酒后驾驶，立即将其拦下，并示意司机出示相关证件。对方声称是附近工地的运输车，拒不配合工作。当晚21时，苗书银接到韩振涛呼叫赶至现场，发现陆续有八九辆混凝土运输车停在路边，造成道路拥堵。有五六位持外地口音、满身酒气的人扬言用车堵住人民路，苗书银上前劝阻时其中一名约40岁的男子一拳打到其眼部，韩振涛见状上前阻拦也被踹倒在地。苗书银当即将打人者抱住，对方同伙一拥而上上前殴打苗，就在三中队另外八名交警和附近110巡警赶到现场时，又赶来二三十人手持木棍、镐把等物将苗、韩二人围困，苗书银头背等处遭棍击当场晕厥。

　　邯郸市交警六大队某中队长吴亚林称，这些人对民警实施了达十几分钟的殴打，苗书银当场昏迷、民警韩振涛被殴打在地。大队民警除大部分到场人员受伤外，这些人还当场砸毁警用摩托车两辆、对讲机两部、数码鹰一部、测酒仪一部(丢失一部)等物品。

　　一位被围困交警回忆当时情景仍有些心有余悸：他赶到现场时场面一片混乱，濒临失控，“两分钟左右时间，对方来的人越聚越多，竟达到了近百人，把我们的人团团围住，几个人架着小韩就往外拖……”在陆续增援的四十余名公安民警的帮助下，苗、韩等被围困交警得以脱围，但对方并不善罢甘休，紧追不放，造成人民路严重堵塞。直至邯郸市刑警支队民警赶到，现场得以控制，人群渐渐散去。“我们的警用摩托车被掀翻，交警多数衣物受损，遭受推打。幸好及时脱困……”随后受伤民警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初步诊断，苗书银头面部受外伤，身体多处软组织损伤。

　随后，记者赶往事发现场了解情况。当询问当日情景时，沿路的几家门市负责人无不摇头称不了解。在一烟酒门市购物的附近居民悄声说了一句：“警察都敢打，谁敢乱说啊。”记者到附近一处工地想要采访当日情景，两名工人听说记者询问，表示并不知情。工地上也没有见到施工方负责人员。

　　据负责此案的邯郸市丛台区公安分局民警介绍，事件发生后，警方高度重视此案，连夜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连夜侦查，14日有关人员被警方控制。16日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被丛台警方刑事拘留。(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