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国家赔偿属于国家层面的救济，列入政府预算，能确保受害人拿到赔偿。但是，凡有错就由国家埋单、放弃对执法者的问责，一来容易滋长执法者的暴力执法倾向，让权力更加肆无忌惮；二来也是对其他纳税人权利的漠视。特别是当前问责板子常常是高举轻放——免职不过是“挪挪窝”，停职不过是暂停提拔，由责任人承担国家赔偿的规定，至少可以在经济上警示执法者，办冤假错案是要付出代价的。

　　相比较《国家赔偿法》只是笼统地规定应该对责任人进行追偿，缺乏具体的追偿程序、标准、期限、法律责任以及救济程序，使得追偿难以落实，此次送审稿对如何追偿责任人进行了细化，让这一规定具有了可操作性。但倘若联系到现实中有很多冤假错案并不是办案人员的直接过错，而是与背后的某种复杂原因相关，那么如何追偿责任人，操作起来很可能会因人而别。

　　以赵作海为例，赵在1996年6月被刑拘后，当地检察机关多次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可是在2002年，商丘市有关部门组织了赵作海案专题研究会后，一切都改变了，赵作海的命运也就由这个“研究会”定调了。表面上看，刑讯逼供的3名警察是直接责任人，但默许、纵容甚至指使他们刑讯逼供的人又该当何责？如此，在追偿国家赔偿时，责任的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