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李鸿章建议进行教育改革，为此，清朝每年要在教育上投入100万两白银。

　　对于李提摩太的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

　　李提摩太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

　　李鸿章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

　　李提摩太回答：“需要20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之后，雷同的场面在历史上不断上演。

　　在1898年，近代改革家王照对康有为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改变，才能实行各种新政。”

　　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

　　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这三次对话实在意味深长。或许，近代中国的诸多悲剧就蕴藏于此。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代表，康有为是维新派的倡导者，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改造中国社会的那分急切心情却是一样的。从好的方面讲，这表现了几代政治人物对国家强大的热切期盼，“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都希望祖国尽快富强。可从另一个方面看，是不是也可看出他们的“不耐烦”和内心焦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重要性谁都否认不了，可是，办教育见效慢。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等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总想通过政治谋划，快速地完成社会改造。可他们的每一次政治谋划，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不愿意耐心经营、慢慢等待，总想争取时间，反而浪费了机会。中国人也因此变得一拨比一拨焦躁。中国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在时不我待的焦虑中迎来变革，一次又一次地在动荡不安中接受心理煎熬并丧失机遇。

　　一百多年前，就有先贤一再建议下大力气办好教育，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还是饱受诟病，这怎能不让人唏嘘不已！         （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