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图 李玉明

　　城市的文化魅力，源于该城拥有的举世无双的文化个性。追寻文化记忆，发扬文化传统，为洛阳文化定位，将有助于洛阳文化风采的灿烂展示。

　　文化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成果，文化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文化提高我们的素质才艺。尊重人、关怀人、完善人，是文化精神的根本。礼乐文化集大成于洛阳，礼乐文化的人文品格，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一语破的：“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礼乐文化倡导社会秩序，教化人间和谐，凝聚着华夏先人人情人性的美质，是人文关怀的聚彩。将传统文化作为射击靶子的时代已经过去，文化必将传承。马克思晚年，对原始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的阅读笔记表明：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必将在高级形式的社会复活。我国早期社会形成的礼乐文化，也正是如此。《礼记》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矣；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是为小康。”人类关于世界大同的理想，不正扎根于早期的文明之中吗？

　　礼乐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方取舍有别，宽猛迥异，众说纷纭，有待辨识。我们讲礼乐文化，系指周公孔子的原创精神和人文情怀。同时，古老的智慧，有待科学民主精神的升华，方能附丽现代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和人格修养的目标追求。

　　礼乐文化为中华民族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我们讲礼乐文化，不是倡导繁文缛节的回归。古代的礼仪的确繁缛，如对神祗祖先的祭祀，对丧葬灾祸的凭吊，对战争田猎的排场，对朝见会盟的礼节，对婚宴衣冠的典仪……形成吉、凶、军、宾、嘉等礼仪形式，与现代生活相去甚遥。在现代生活中怀旧复古，就显得滑稽可笑。我们讲礼乐文化，是弘扬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如化解仇恨，拒绝杀戮。殷纣残暴，杀人无数，其叔父比干，也被剖腹挖心。武王灭纣后，采纳周公不杀戮的政策，安抚有加。封纣子武庚为商侯，留守商都，管理遗民。为比干修墓，崇尚良善；释放纣王囚禁的箕子和众多百姓，分赐钱粮，人心大悦。

　　对为政者的规范，是礼乐文化的理政之本。《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者端正自己的品格，治下的百姓就不敢放纵自己的行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的榜样，是社会风尚的导向，《荀子》曰：“上好义则民暗饰矣；上好富则民死利也。”上好信义，百姓将自觉端正自己的行为；上好钱财，百姓将为私利拼命。乱政生灾，虐政害民，为政者，守礼守法，百吏畏法循绳，国常不乱。《周易·系辞下》说得明快：“何以守位？曰仁。”“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仁政爱民，政局方能稳定，像黄帝、尧、舜那样，潇洒垂衣，天下就会轻松地得到治理。周代为了改变殷商王室的奢靡之风，成王发布《酒诰》，禁止王室官员酗酒。康王时，大盂鼎上的铭文，反复告诫，要遵守周文王禁止酗酒的教导。青铜礼器的考古发现表明，殷商多酒器，周代逐渐趋于消失。礼乐文化对政要的规范，可见一斑。

　　礼乐文化在规范为政者品德的同时，还倡导为政者的法治意识。周公追述文王“明德慎罚”，强调处理刑狱必须谨慎。相传周代已有“刑书九篇”，法典在案。赏以劝善，罚以惩恶，赏罚要与功罪相称，不允许为政者以自己的喜怒乱法。礼与法互动，相辅相成。《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礼是管动机的，法是管实践的；礼是教导，法是惩处。两者相较，从周公到孔子，多更强调礼教为主，刑罚次之。这不仅仅是是为了禁罪行于未然，更因为，为政者的公正谨慎与否，是执法的根本。所以，孔子说：“吾闻之，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孔子认为，优秀的驾御能手，靠缰绳牵引，松紧节奏有度，马驰自由，奔走如舞，不能靠鞭子抽打，鞭打御马，是无法进入自如境界的。

　　在礼乐实施的过程中，孔子既主张严肃虔诚，又强调通情达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表明礼的神圣，表明孔子的崇敬之情。同时，孔子又提出执礼宜“权”，权宜，是对固执的提防，有利于礼的贯彻。“权”，是原则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的结合，有利于礼的落实，既不可僵化，更不可诈伪，不因权变而丧失原则，如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用麻作冕冠，是周礼的规定，但如今许多人改用丝绸，既方便节省，又无损礼的实质。孔子说，他服从大家，追随大家。这是礼乐实施人性化的表现。

　　制礼作乐，全面确立社会秩序。孔子把礼乐文化作为调和社会矛盾的手段。“仁”是礼乐文化的实践品格。“礼”是伦理规范和制度，“仁”是道德原则和人品。颜渊问“仁”，孔子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和仁互动，道德要符合礼的价值取向，孔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蕙，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一味恭敬要累死人的，过分小心会变得畏缩，只讲勇猛可能添乱，只图率直，认死理儿，难能通达。所以，要礼让，不争即和，只有这样，方能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提出的中庸之道，也表达了“权”的理念。中庸又称中和，中是无过不及，恰到好处；庸是平平常常，不要出格要求。折中调和，尊重常情常理，方能确保人间和谐。

　　礼要贯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立身处世、做人的根本。大事讲礼，小事也要讲礼，《礼记·曲礼上》云：“户外有二屡，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到别人家里去，看到门口有两双鞋，要先听听，有人说话，方可进去，不闻声音，别去打扰。进得门后，视线向下，不要东张西望，这是对人家隐私的尊重。要注意细节，小事做好了，方能有高境界。

　　礼乐文化的实践表明，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正如董仲舒所说的：“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因为，乐是教化的审美载体、礼的审美品格。《论语·阳货》设问：“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我们让《荀子·乐论》来回答，“君子以钟鼓道志”，“君子耳不听谣声”。钟鼓之乐是为了表达崇高的理想，为了动之以情，宣扬仁爱礼仪。

　　有人说，礼乐是等级统治的工具，君不闻“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难道不是社会不平的精神奴役吗？礼乐文化是远古的文明成果：人分等级，各安其位，是远古社会统治的社会基础，只有安定，方能带来社会的发展繁荣。不过，“刑不上大夫”，不是大夫免予刑罚，不受法律的管束。周代贪官酷吏处死的也不少。“刑不上大夫”，是指对大夫不实行违礼的责罚，是为了维护礼仪的形式。“礼不下庶人”，是指对未受礼仪教导，无力履行礼仪形式的贫弱群体，不应以神圣奢华的礼仪去要求他们。礼乐文化为稳定等级统治借力，这是不移的历史本性，但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透露着等级观念笼罩下的情理关注，它既是当时政体的表白，也透露着原始状态的民心民情。

　　周公制礼作乐于洛阳，孔子问礼于洛阳，洛阳是礼乐文化肇始之地。孔子周游列国，一生奔波，都是为了维护礼乐文化。以礼乐文化为价值取向的儒学，几千年来，已成为华夏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体。可惜，孔子生不逢时，面对“礼崩乐坏”的纷争局面，无力回天。孔子晚年感叹：“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以周公为榜样，克己复礼，传道授业，无奈壮志难酬，在“吾道穷矣”的涕泣中，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

　　我们以礼乐文化为洛阳的文化精神定位，是历史造就的辉煌。华夏民族早期的文明之光，礼乐文化的人文情怀，魂兮归来，不仅是洛阳文化魅力的亮点，更为洛阳现代文明建设，提高市民的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敬业诚信，和谐友爱，尊老爱幼，古道热肠，彬彬有礼等人文精神的发扬，奉献自信、自律、自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