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尚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

　　在清华大学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专家们看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原貌。事实证明，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系“伪书”。

　　真正的古文《尚书》命运多舛

　　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刘国忠教授介绍，《尚书》相传为孔子所编，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的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认真选编出一百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烧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

　　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的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献了一部《尚书》。这部《尚书》共有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古文《尚书》25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全都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的。

　　我国宋、元、明、清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所献的这本来历蹊跷的《尚书》产生疑问。一些学者认为“《尚书》唯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清代学者阎若璩还专门写了一本《古文尚书疏证》，系统论证古文《尚书》为伪作。但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不是伪作，认为现存的古文《尚书》可能是根据秦火以后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的。

　　传世的古文《尚书》与“清华简”不符

　　在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出版的“清华简”第一辑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收录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

　　其中，属于古文《尚书》一类的文献有《尹诰》篇，专家将其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清华简”《尹诰》属于秦始皇焚书之前真正的《尹诰》写本，而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与之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的古文《尚书》中的《说命》篇共由3篇组成，记载了商王武丁与其大臣傅说之间的相关事迹。“清华简”中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是由3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

　　然而，同《尹诰》篇一样，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与“清华简”《傅说之命》也完全不同，证明也是后人编造的。

　　“从‘清华简’提供的这些证据来看，传世两千多年的古文《尚书》确实是一部伪书，自北宋以来，许多学者对它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刘国忠说。

　　不为后人所知《尚书》篇目现于“清华简”

　　据刘国忠介绍，“清华简”中《尚书》一类文献中，还有一些从来不为后人所知的篇目，如已收录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的《尹至》篇和《保训》篇。

　　《尹至》篇共有4枚竹简，简长45厘米，原无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简的长度与字体风格均与《尹诰》篇相同，内容也密切相关，篇中所述的是伊尹见商汤时的对话。

　　在简文中，伊尹说到夏的民众怨恨其后（即桀）。关于夏后（桀）的罪恶，伊尹特别举出“龙（宠）二玉”，即宠爱琬、琰两位妃子。

　　“《尹至》的面世，使我们对夏朝末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使我们意识到，先秦《尚书》一类的文献确实很多，除了百篇《尚书》之外，还有许多重要的篇目。”刘国忠说，“而我们居然能在几千年后的今天，重新读到百篇《尚书》之外的《尚书》类文献，真是太有眼福了！”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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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书》

　　《尚书》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　　

　　清华简

　　2008年7月，一位校友向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经碳14测定证实，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曾为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