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龙文化”的摇篮

　　——辽河流域

　　在21世纪初，一股寻根热，正在中华大地上兴起。龙的起源与文明起源首先是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被称为“龙的传人”，但“龙”的起源是哪里，“龙文化”的摇篮何在，一直说法不一。龙历来是帝王的象征，它的出现是与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夏商王朝的青铜器、玉器以至建筑构件上多有龙的题材，现在红山文化也出现了成熟的龙，这就自然而然提出了辽河流域五千年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中国考古学家根据最新考古发现研究并最终确认，龙文化最早确实起源于辽河流域。辽河流域是指中国东北地区的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河北省北部，是迄今“中国龙”文化发现年代最早、类型最多的地区。

　　在辽河流域，发现了早期的“中国龙”形象。其实，我国最早发现的龙纹是商代青铜器上的龙纹，但那并不是时代最早的“龙”。2003年年底，考古学家在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玉龙，在此之前还发现过三件，其中以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村出土的玉雕龙为最早。经中国著名考古专家鉴定，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红山文化龙形玉雕。这种龙形玉雕呈钩曲形，高26厘米，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鬣，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而这也恰恰证明这一龙形正是早期的龙形。

　　红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是活动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部落集团创造的文化，是早期文化之一。继红山文化玉雕龙被确认后，在辽河流域赵宝沟文化和查海文化中，发现了比红山文化时代更早的刻画龙和摆塑龙。赵宝沟文化距今在6000年前，而查海遗址的最早年代距今已超过8000年。因此考古学家推断，龙的起源在辽河流域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

　　辽河流域的龙，年代早，类型多，成系列，这是它的三大特点。辽河流域考古发现的龙可分八个类型，都属于早期龙，按年代早晚排列大致为摆塑型、浮雕型、木雕型、刻画型、彩陶型、泥塑型、玉雕型和彩绘型。在辽河流域出土的玉龙形象，也证明了龙确是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而且从动物原型中可以明确分析出有猪、鹿、熊和鸟。这些动物类型形象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经过人们不断地艺术加工提炼，最终定型。

　　随着各地诸古文化先后跨进文明社会，龙作为王权的象征物从形象到内涵，都已进入制度化阶段。龙在中国百姓心中是吉兆、智慧的象征，也是人与天、神之间沟通的媒介，被赋予了主宰风雨、载人升天、降祥瑞等神奇功能。在中国古代，龙还被引入古天象学、命理学以及帝王政治等领域，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这一切与龙相关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辽河流域的文化中寻找到相关的论据。

　　李家三儿郎（6）

　　史书中的李建成

　　让我们来看看李建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新唐书·列传第四》只用了一句话，就概括了李建成的人品和性格：“资简弛，不治常检，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李建成这个人啊，没什么才能和本事，资质平庸，吊儿郎当。而且，他奢侈腐化，荒淫好色，纵欲无度，尤其喜欢酗酒和打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随他的那些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全是一些赌鬼和无业游侠之类的刁民。但是，从唐代开始，就已经有无数的史家和有识之士，通过细心的考究发现，这完全是李世民编造的谎言。

　　历史上的李建成是否真的是一个资质平庸、能力一般的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西河之战是李渊晋阳起兵之后的第一仗，战略意义非比寻常。是谁仅仅用了九天的时间（含路上往来时间和吃饭休息时间）就拿下了西河？是谁在一路上与士兵们“等其甘苦，齐其休息”，遇到紧急情况，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又是谁沿途秋毫无犯，瓜果蔬菜都是白银大钱买自老百姓的？答曰：李建成。

　　霍邑大捷以后，唐军在河东城下兵分两路。就在李世民沿渭水经略关中、西向包抄大兴的时候，是谁率军进屯永丰仓，紧紧地扼守住潼关，使得隋将屈突通无法西援大兴，使得中原的李密无法趁机入关，从而彻底扫清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答曰：李建成。

　　大兴城下，义军与隋军鏖战数月，毫无进展。关键时刻，是谁的部队第一个突破大兴的城防，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画上了句号，李唐因此而得以建国，蜀地的势力因此而不得不依附于李唐，西秦霸王薛举所部也因此而成为独处西北的孤军？答曰：李建成。

　　不用多说，至于什么“荒色嗜酒”、“畋猎无度”、“所从皆博徒大侠”，更是胡说八道，子虚乌有。因为，即使我们翻烂了唐史，也找不到一个实例来证明李建成是那样的人。

　　至于“荒色”，事实上李建成仅有太子妃郑氏一个女人，膝下也仅有六子一女。

　　“嗜酒”？怎么个嗜法，是用勺子舀着喝，还是捧着酒坛子喝？多久喝一次？一次能喝多少？还是没有提。

　　至于“所从皆博徒大侠”，更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可以看出，李建成和李世民其实是同一类人，都是那种很得人心的主儿。

　　对于李世民篡改史书已成史家定论。自古以来，从来没有那个皇帝对自己起居注的关注程度能够超越李世民。为了以坏衬好，尽显世民本色，贞观朝的史臣们秉承唐太宗的心意，对李建成的历史活动和成就贡献，要么绝口不提，要么胡编乱造，以间接地彰显和衬托李世民的伟大功绩，从而给人们留下了一种“李世民暴力夺位既合情又合理”的历史印象。历史始终还是无私的，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