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后人据伏羲八卦作《周易》。这个“后人”是谁？是商纣王时期的西伯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

　　殷商时期，纣王荒淫无道、残害忠臣，姬昌欲举兵伐之。纣王感到威胁，就找个罪名将姬昌囚禁于殷都朝歌（今安阳）附近的羑（yǒu）里城，并采取种种野蛮手段，侮辱他的人格，企图磨灭他的意志。其中最残忍的办法是杀害他的长子伯邑考并将之做成肉饼，强令姬昌吃掉。

　　姬昌强忍食子之恨，在狱中发愤治学，潜心钻研，他根据伏羲观河图悟画八卦，又结合洛书的奇妙筮（shì）数组合，推演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yáo），著成《周易》一书。

　　洛书的来源，与河图一样颇具神秘色彩。传说大禹之世，洪水泛滥。他治水到今洛宁县长水乡长水村的洛河边巡察，忽有巨龟从洛河里浮出，背上有数字排列，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图形，这就是洛书。

　　大禹观洛书，悟出“九畴”，即九条治国方略。《汉书·五行志》中引用经学家刘歆的话说：“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这是说，大禹治水时，上天赐给大禹一部洛书，大禹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洪范》。《洪范》是国家大法，为《尚书》中的一篇。洛书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的图即九宫，国外称幻方或魔方。洛书的图实际上就是三级幻方，为世界上最小的幻方，它开了幻方世界的先河，组合数学将其奉为鼻祖。

　　河出图，洛出书，河图洛书是河洛地区奉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人们往往将这两者并列起来，殊不知，河图出于伏羲时，洛书出于大禹时，中间有着神农、黄帝、颛（zhuān）顼、帝喾(kù)、尧、舜等时代的漫长岁月。

　　姬昌所著《周易》又称《易经》，是一部占卜术，却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为何？占筮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总结了预测的规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姬昌回到周地之后，即整顿兵马，开始伐纣。他践行《周易》，每次出兵，都以承天命的名义，每次重大军事行动，都要占卜、祭祀。后姬昌死，武王继位，亦是这般。

　　《史记·周本纪》记载了周武王第一次伐纣的情景。据载，周武王九年(公元前1038年)，周武王先祭周文王墓地，然后东出军队，至盟津（今洛阳孟津县）。渡河（黄河）时，有白鱼跃入周武王舟中，周武王惊异，马上占卜，过河之后，又见流火（流星）以鸟状下，“其色赤，其声魄”。而这时，八百诸侯都集合至盟津，大家群情激愤，要求马上进军殷都。但周武王从白鱼和流火的异象中，感到纣王尚有气数，说：“你们不知天命，现在不可以伐纣。”遂收兵返回关中。

　　周武王十三年（公元前1034年）春，周武王第二次率兵伐纣，在盟津集结后，占卜、祭祀一切良好，遂进行战前动员，作《太誓》历数纣王罪状，借上天之命号令，从而军心大振，一举灭商。其实，战争残酷，谁都知道，遇有战事，必须有一个充足的理由，而任何理由也大不过“奉天命”。据载，洛阳历史上的第一场战争是夏初的“甘之战”。那场战争，夏启与有扈氏对垒，作《甘誓》；商汤伐桀，也作《汤誓》，这些誓都是自称“奉天命”。

　　周代的占卜、祭祀也用于其他重要事件上。周武王灭纣后欲在洛阳修建新都，于是周公赴洛。他在新都选址、开工、建设的过程中，先进行了一系列相应的宗教活动。《尚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河西，惟洛食；我又卜瀍东，亦惟洛食。”由此看来，周公看风水、占卜，够忙活了。最后，新国都的位置总算确定，依天意在西至涧水，东至瀍河一带。

　　祭祀伴随各种崇拜、原始宗教而来，早即有之，数不胜数，史书记载商汤设坛祭天祈雨一事较为著名。当时，河洛一带大旱七年，民不聊生。国君汤“使人持三足鼎祀山川”，并“以身为牺牲（祭品）”。周公的祭祀更经常化、正规化。他在新都工程开工时连续祭祀，“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尚书·召诰》）。新建成的洛邑称“新大邑”、“新邑”，又称“成周”。周公设立了太庙、宗庙等大型祭祀场所，又制礼作乐，对祭祀形成制度。《诗经·周颂》就是西周王臣祭天地、祖宗的乐歌，共三十一首。《周礼》与宗教相关的内容相当多，其中，掌管“卜祝”的官职就有太卜、卜师、龟人等十六种。这些卜筮、祝巫一类的官职后全被道教所包罗，在其宫观内一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