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应当有掌舵的准备。

　　——易卜生（挪威）

　　拿破仑曾经说过：“幸福就是我的才能和个性在可能达到的最高度发展。”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发挥他所有的潜力，而且他的人格和个性得到了高度的完善，那么，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社会可以提供给每个人表达自己才能和个性的最好机会。所以，人们把社会比做大战场，把职业看成手段，希望在职业生涯中，能够使自己的个性得到长久的磨炼和真实的显露。

　　一个在性格形成时期从未显露有哪方面才能的人，被家里人送出去学习法律，可他的期终考试成绩才勉强及格。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了音乐，并且深深地为音乐的美妙所打动，他也许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人。这个人就是柴可夫斯基。

　　曾任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在青年时代经历的波折令人难以想像：他尽心尽力地试过十多个工种，但是在任何地方的遭遇都一样。可谁能想得到他是一块当总统的料呢？

　　一个人如果与世隔绝，是不会有什么个性的，因为人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们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可社会也会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去塑造人们的个性。一个了解自己个性的人，如果对社会上的职业也很了解，并能按照自己的个性去选择职业，那么，他的才智和天赋会得到很好的发挥。组织管理心理学家为我们的这种选择提供了一些引导和服务，其中霍兰德的职业理论，对于按照个性去选择适当职业的人就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具有“现实性”特征的人，通常习惯于寻求目标和建立目标，并且很快能适应客观的、自然的和具有具体任务的环境。他们的职业选择范围最广，可以从事各种技能性或者非技能性的劳动。

　　具有艺术特质的人则是利用情感、直觉和想像来创造艺术或创造艺术产品的，倾向于“艺术性”特征的人适合从事写作、美术创作和艺术表演。

　　具有“社会性”特征的人可以从事社会咨询、调解、教育和一些要求组织其他人进行工作的职业。

　　说到底，人的个性和社会之间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人的个性能对工作的好坏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人的个性又是在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也能够被生活所改变。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才刚刚开始，或许还没有离开起跑线，扔掉一些包袱和束缚也是十分必要的。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考虑自己的个性，同时也要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

　　3　没有军舰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大学

　　京师大学堂毕竟是改革的产物，学生们自认为应该继承太学传统，以天下兴亡为己任。1903年，俄国对东北提出领土要求。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不顾高压，集会抗议，组织“抗俄铁血会”。他们要学古代太学生，“伏阙上书”，这便是北大历史上第一次学潮。从此以后，北大总是跟政治风潮密不可分。

　　第二年，京师大学堂派出第一批留学生。1905年，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京师大学堂完完整整成为晚清唯一的最高学府，下分文、法、理、工、农、商、医7个学院。此外，它还负责管理其他学校、编译教科书，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大学。

　　京师大学堂出过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植物分类学在中国的奠基人胡先骕博士，还有民国时司法部部长张耀曾教授。

　　不过，总的来说，京师大学堂还是国子监的变种继承。许多学生是八旗贵族，每个学生带一个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那时上体育课，老师要给学生先鞠一个躬，喊一声“老爷”，然后再恭恭敬敬地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

　　京师大学堂除了校政陈腐，经费不足也是大问题。严复当校长的时候，教育部以缺少经费和管理不善为由，建议停办北大。年近六十的严复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北大才得以维持。

　　严复对北大进行了初步改革，废除尊孔读经。不过，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前，北大并不是新思想和新文化的中心，而是学生们升官发财的梯子。蔡元培的贡献在于把改革不彻底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大学。每年，它都通过择优录取的方式，获得合理的求学者。如今这种勤学苦读的场面，早在80年前就已经形成，这正是蔡元培校长苦心经营的结果。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执论》中讨论怎样实现国家现代化，认为光有国会不行，光有物质不行，要“立人”，而且要“排众数而任个人”。鲁迅这篇文章发表后，个人主义思潮和科学精神暗暗涌动，开始动摇专制原则。

　　1913年，中国出现了一次留美高潮。两年后，留学生创办《科学》杂志，第一次使用横排版，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爱国不是爱军阀国家，要提高老百姓的自觉性，必须兴办杂志。

　　李大钊比较法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是“国家主义”，俄国革命是“爱人”，中国应该走俄国道路。留美学生胡适也写文章说，一个国家没有军舰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