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失陷后，慈禧太后命奕劻和李鸿章作为清廷的全权代表与各国谈判，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在惩凶和赔款两项问题上争执不休，但最终意见趋于一致。1901年7月25日，《辛丑条约》签署，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相当于中国百姓人均赔款1两；诛杀大臣多人算是惩治战争罪犯；同时还被迫将大沽炮台以及京师至海通道之炮台一律铲平，并且被迫同意各国派兵驻守租界。《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相继从北京撤军，慈禧太后决定回銮返京。

    就在1901年农历七月初一（8月14日）河南省府收到清廷上谕之前，沿途各地早就收到了电谕，要求做好迎銮准备。实际上，为了及时掌握与八国联军的谈判内容，之前清政府命李鸿章等架设电报线路。在那一年5月，从西安经潼关、渑池、洛阳、开封到北京的800公里有线电报线路开通。洛阳电报局同时成立，地点设在洛阳老城东关，后来迁到东大街，1924年前后迁到丁家街。当时李鸿章吐血严重，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病中的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字价钱实在太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清代，府治洛阳。洛阳是河南府所在地，河南知府相当于今天的洛阳市市长。河南府下辖洛阳、新安、孟津、偃师等十县，基本上和今天的洛阳差不多，只不过多了巩县（今巩义）、登封、渑池三县，但没有黄河以北的吉利区。

    为了迎接两宫回銮，时任河南知府的文悌亦悲亦喜。文悌是满洲正黄旗人、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子，曾经官居御史要职。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康有为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慈禧太后秘嘱文悌暗中窥探维新派的言行。文悌没有辜负姑姑的期望，主动和康有为密切来往，两人还相当投缘，他很快成为康有为的座上宾。后来慈禧太后向维新派动手时，文悌马上变了一副嘴脸，大肆诋毁康有为的保国会“名为保国，实为乱国”，特别是“保中国，不保大清”这一陷词为慈禧太后大兴党狱找到了借口。当年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统率北洋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说皇上希望袁世凯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并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以强硬手段促成维新变法。袁世凯当即向荣禄告密，荣禄密报慈禧太后。第二天一早，慈禧太后突然临朝，宣布戒严，火车停驶，并立即幽禁了光绪皇帝，废除新政，然后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就此结束了只有103天的维新变法。

    皇上被解除幽禁之后，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他不敢对慈禧太后怎样，就把气撒到别处，严厉斥责文悌受人唆使，结党攻讦，不能胜任御史之责，下令将其免职。文悌到慈禧太后那里哭哭啼啼。当时，慈禧太后为了缓和与光绪的矛盾，不便替娘家侄子说好话，任凭皇上发落。直到后来皇上气消了，也不愿打理国事，慈禧太后才让人出面讲情，文悌被起用授河南知府。文悌虽然就任“洛阳市市长”，但直到此时还心有余悸。文悌饱读诗书，知道历朝历代宫廷斗争的结果，维新变法的事情让他进一步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姑姑不可能为了一个侄子和皇上较劲，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小卒子。

    慈禧太后“西狩”之时，河南知府文悌作为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子，曾秘密接到口谕让他准备迎驾，如果老佛爷从山西不能顺利去西安，就先到洛阳。后来慈禧西逃顺利，就没有到洛阳。慈禧没有到洛阳，文悌亦悲亦喜：悲的是，作为侄子，在太后遇难时，他没有尽到臣子应尽之责，心中有愧；喜的是，太后不来洛阳可以减轻他很多压力。他虽然是慈禧太后的娘家侄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姑姑喜怒无常。其实，在没有接到两宫回銮的上谕之前，文悌早就在琢磨该做些什么。为了迎接两宫回銮，文悌可谓费尽心机，早就安排大修行宫周南驿，并整修洛阳城、关林、龙门等处，以备太后和皇上观赏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