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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书写过程既是文化流通过程，又是人格修炼过程。一个个汉字，千年百年书写着一种九州共仰的人格理想。

    其四，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也进入一种集体审美程序，有造型，有节奏，有徐疾，有韵致。于是，永恒的线条，永恒的黑色，至简至朴又至深至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

    …………

    我曾经亲自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废墟，特别注重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污间，我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和湮灭的技术原因。

    在中国的很多考古现场，我也见到不少原始符号。它们有可能向文字过渡，但更有可能结束过渡。就像地球上大量文化遗址一样，符号只是符号，没有找到文明的洞口，终于在黑暗中消亡。

    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画画而刻画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中国文字在苦风凄雨的近代，曾受到远方列强的嘲笑。那些由字母拼接的西方语言，与枪炮、毒品和科技一起，包围了汉字的大地，汉字一度不知回应。但是，就在大地即将沉沦的时刻，甲骨文突然出土，而且很快被读懂，告知天下：何谓文明的年轮，何谓历史的底气，何谓时间的尊严。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族群临近灭亡时最后抖搂出来的，不是深藏的财宝，不是隐伏的健勇，不是惊天的谋略，而只是一种古文字？终于，我有点懂了。所以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开始整整一个月，都在讲甲骨文。

    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方法刻铸在甲骨、青铜钟鼎、瓦当、玺印上。更壮观的，则是刻凿在山水之间的石崖、石鼓、石碑上。

    不少学者囿于“书法即是笔墨”的观念，却又想把这些文字纳入书法范畴，便强调它们在被铸刻之前一定用笔墨打过草稿，又叹惋一经铸刻就损失了原有笔墨的风貌。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用笔墨打草稿是有可能的，但也未必。我和妻子早年都学过一点篆刻，在模仿齐白石的阴文刀法时，就不会事先在印石上画样，而只是快刃而下，反得锋力自如。由此看甲骨文，在那些最好的作品中，字迹的大小方圆错落多姿，粗细轻重节奏灵活，多半是刻画者首度即兴之作，而且照顾到了手下甲骨的坚松程度和纹路结构，因此不是“照样画葫芦”。

    石刻和金文，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铸模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是笔墨的损失吗？如果是，也很好。既然笔墨草稿已经看不到了，那么，中国书法有这么一个充满自然力、响着金石声的开头，可能更精彩。

    32 康熙帝的“外教”

    在康熙一朝，50多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以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5人最为重要。

    白晋（Joachim Bouvet，公元1656年—公元1730年），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颁诏派遣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等一行人，以“国王数学家”名义，提供资费，乘船东渡，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到宁波，次年到北京。他们向康熙帝进献仪器30多箱，并在乾清宫受到宴请。白晋与张诚学会满语、汉语后，与徐日升（葡萄牙人）等向康熙帝讲授数学，如几何与代数，每天讲两三个小时，讲前要准备满文教案。白晋和张诚先后用满文编写了二十几种教科书，包括《几何原理》等，康熙帝就让他们在宫里讲天文学、几何学以及仪器用法。徐日升编写汉语教材，讲西方音乐理论及乐器演奏；白晋还奉旨编写人体解剖学，并翻译成满文。

    白晋受康熙帝派遣，回到欧洲觐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带去49册精美线装图书。白晋进献的用法文书是介绍康熙皇帝的，该文书就是后来出版的《康熙帝传》，这是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中国康熙大帝。他还带去《满汉服装图册》，并制成铜版画46幅。白晋返京时，受路易十四委托给康熙帝带书信。同时，他带回的亚洲地图，在中俄尼布楚谈判中起到参考作用。白晋把5位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后来他们在清宫造办处工作。他带回的巴多明、雷孝思等人参与大地测绘，后编成《皇舆全览图》。而李明编纂的《中国近事报道》，对欧洲人了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公元1654年—公元1707年），耶稣会传教士，法国人。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康熙帝患疟疾，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等献上西药“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帝的病。康熙帝为此允许他们在今中南海紫光阁西蚕池口（今文津街国家图书馆分馆斜对面）建造教堂。受赐新址后，张诚主持了北堂的建设。北堂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建成，康熙帝御题“万有真原”横匾及长联，命名为救世堂，还建成天象台和图书馆，为第一座北堂。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清廷没收北堂，将大堂拆除，土地变卖。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归还北堂并重新修建。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北堂重新建成，为第二座北堂。北堂长50米，宽21.3米，钟楼高约25米，新堂比旧堂更高大。堂内创建了动植物博物馆（又称百鸟堂），陈列珍禽标本800多种，还有蝴蝶和动物标本。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整修西苑三海，以准备光绪帝亲政后供慈禧太后颐养之用，于是，将中南海西北处的蚕池口天主教堂（北堂）迁到西安门内西什库重建。

    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北堂在西什库新址建成，为第三座北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