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唐代的草书大家，按年次，先是孙过庭，再是张旭，最后是怀素。但依我品评，等级的排列应是张旭、怀素、孙过庭。

    孙过庭出生时，欧阳询刚去世五年，虞世南刚去世八年，因此是一个书法时代的交接。孙过庭的主要成就，是那篇三千多字的《书谱》。既是书法论文，又是书法作品。这种“文、书相映”的互动情景，古代习以为常，今天想来却是奢侈万分了。

    《书谱》的书法，是恭敬地承袭了王羲之、王献之的草书规范。但是，一眼看去，没有拼凑痕迹，而是化作了自己的笔墨。细看又发现，这个帖子几乎把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他们之后的全部“草法”，都汇集了，很不容易。

    清代书法家包世臣曾在《艺舟双楫》中，把《书谱》全帖三千多字的书写状态，分为四段来评析：第一段七百多字“遵规矩而弊于拘束”；第二段一千多字“渐会佳境”；第三段七百多字“思逸神飞”；最后一段则“心手双畅，然手敏有余，心闲不足”。这种逐段评析，对于一个书法长卷来说，很有必要，也很中肯。

    孙过庭的墓志是陈子昂写的，而比他小三十岁的张旭，则开始逼近李白的时代了。当然，他比李白大，大了二十六岁。

    张旭好像是苏州人，但也有一种说法是湖州人。刚入仕途，在江苏常熟做官，有一位老人来告状，事情很小，张旭就随手写了几句判语交给他，以为了结了。没想到，才过几天，那位老人又来告状，事情还是很小。这下张旭有点生气，说：“这么小的事情，怎么屡屡来骚扰公门！”

    老人见张旭生气就慌张了，几番支吾终于道出了实情：他告状是假，只想拿到张旭亲笔写的那几句判语，作为书法精品收藏。

    原来，那时张旭的书法已经被人看好。老人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索取，要构思状子，要躬身下跪，要承受责骂，也真是够诚心的了。张旭连忙下座细问，才知老人也出自书法世家，因此有这般眼光。

    张旭曾经自述，他的书法根底还是王羲之、王献之，通过六度传递，到了他手上：

    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词云尔。（转引自《临池诀》）

    这种传法，听起来蜿蜒曲折，在古代却是实情。那时虽然已经出现碑石拓印，但传之甚少，真迹更是难见，因此必须通过握笔亲授。而握笔亲授，又难免要依赖亲族血缘关系，“书谱”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着“家谱”。因此，中国古代书法史也就出现了非常特殊的隐秘层次，一天天晨昏交替，一对对白髯童颜，一次次墨池叠手，一卷卷绢缣遗言……不是私塾小学，不是技艺作坊，而是子孙堂舅、家法密授，维系千年不绝。这种情景，放到世界艺术史上也让人叹为观止。我虽无心写作小说，但知道这里埋藏着一部部壮美史诗，远胜宫廷争斗、市井恩怨。

    43 国宝南迁（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平津危急。为了守护国宝，决定将文物南迁。国宝南迁避寇，历时十五年（公元1933年—公元1947年），分为南迁、西迁与东归三个阶段。

    南迁。日寇猖狂，北平告急。文物选迁筹措，已经大致就绪，南迁上海，租库储藏。规定期限，分为五批，通过铁路——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路，迁往上海，共18970箱。

    1933年2月5日夜，故宫博物院在市政当局协助下，连夜将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板车，集中到太和门前。天黑以后，运出午门，到前门火车站西站，路经之处，一律戒严。6日早晨，这批古物共装18节车皮运出北平。启行前，行政院密令沿途军警派员保护，交通部令沿线各铁路局为故宫古物专列让路。

    不久，上海危急，这批文物又转运南京，藏于朝天宫等处库房，并改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西迁。日寇南侵，沪宁震撼，南京分院库存文物，有遭日寇焚掠之虞。经过研究，决定西迁。于1937年8月14日，首批文物西迁。第二、第三两批，溯江先运至湖北汉口，寻转湖北宜昌，四川重庆、宜宾，而终迁于四川乐山安谷乡。第四批渡江陆运，经津浦，在徐州转陇海路，经郑州、西安，直达宝鸡；继迁南郑、成都，而终迁于四川峨眉。以箱件与麻包并计，西迁文物，四批综合数为16697箱；以时计之，迁湘者最早，但到1944年12月18日，始迁到四川巴县。全部文物西迁，由启运而底定，实际为7年零4个月。西迁国宝，过程漫长，事迹纷繁，历时十年，地袤万里，分为三路——南路、中路、北路。

    国宝南迁，爱国精神，可歌可泣，令人感动。

    欧阳道达（公元1893年—公元1976年），安徽黟（yī）县渔亭镇人，191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参与点查故宫文物并在故宫工作，前后四十六年。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全过程，直到抗战胜利，全家随西迁文物同返南京。他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但从未向家人道及。他先后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办事处主任、故宫博物院档案馆主任。1950年，他撰写《故宫文物避寇记》，小楷毛笔字，书写工整，叙述清晰，八万余字，体现出“视文物国宝为生命”的故宫人情怀。先生文稿尘封近60年，郑欣淼院长在2009年见到这卷档案后，“既惊又喜”，当即决定出版，并写序言赞称：欧阳道达先生的著作可填补国宝迁徙史之空白，是一部最好的文物南迁史料性作品。

    那志良（公元1908年—公元1998年），满族，北京人，1925年进故宫工作，1933年押运国宝南迁，后随文物迁台并在台湾定居。著有《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2005年，子女将其生前保存的有关故宫文物南迁的文书、印章、照片等150多件珍贵史料，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弥补了故宫院史有关文物南迁的资料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