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

    祭天祈福，是礼乐文化的滥觞。原始先民，逐水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放牧耕耘，劳作艰辛。无奈自然灾害莫测，地震、海啸、龙卷风、沙尘暴、水火风雨……天灾猝临。更有人间恩怨情仇，争斗纷繁，防备无术。在恐惧与无奈中，古人认为上天有神秘的力量，主宰人间的祸福。于是，祭天地，敬神鬼，为消灾祈福，顶礼膜拜相习成风。

    唐诗人卢纶在《村南逢病叟》中，描绘了这番令人无奈的情景：“双膝过颐顶在肩，四邻知姓不知年。卧驱鸟雀惜禾黍，犹恐诸孙无社钱。”老农衰年多病，犹操劳不歇，心忧禾黍歉收以及孙辈缺少祭天敬神的钱。祭天祈福，是虚妄的期待和沉重的负担，是为了祈求人间灾祸的解脱。

    远古氏族的巫术祭祀，有利于部落的凝聚。借助礼仪的庄严神圣，形成强制的约束力量，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进行生产生活，维系部族的生存与发展。

    祭天敬神的礼仪，殷商时期初成。商俗尊神尚鬼，无事不卜，无日不祭，大量出土的甲骨文就是祭祀活动频繁的明证。甲骨文记录的主要内容，多系卜卦凶吉的告白和祭祀的天意神示。所以，甲骨文又称卜辞。

    周代继承殷商的祭天礼仪，同时进行了重大改革。《论语·为政》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讲的损益，也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何在呢？《礼记·表记》有一个明白的提示：“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看来，改革的关键是对鬼神的态度。

    周代祭祀，敬鬼神而远之，加入了对祖先的祭拜。周代祭祀，祭天祭祖同步，进而发展为以对祖先的崇拜代替对鬼神的迷信和臣服。以神为本渐成以人为本，神的祭坛变为人的舞台。由祭祀引发的礼仪，也因此倍增人文情怀。

    《史记·礼书》云：“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司马迁以史学家的严谨态度，比较三代礼仪的差异，关键在于礼仪制定的价值取向。周代礼仪尊重人情人性，制礼作乐，人情所安，人欲有节，将社会管理纳入人情、人性、人道之中。

    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一个“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时代，其重大的变革就在于殷商敬神事鬼，周代则关怀人事，把人从神鬼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是迈向以人为本的第一步。

    历史文献对祭祀活动，难得有周详的记叙。1965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的一段铭文，对周代的一次祭天活动作了比较具体的记录。铭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又（治）民。”虽说祭天，讲的却是周公辅佐成王迁都洛邑的政事。铭文的大意是：为了成周大业，成王拟营建洛邑为都城，特为武王举行祭天大典。四月丙戌，召集宗室弟子训诫：牢记文王之德和武王克商之功，这是上天授予周氏统治天下的天命。如今，我将选择天下的中心——中国，为安居之地，定都洛邑，以安抚百姓。

    这段铭文，与《尚书·洛诰》中所说的周公营建洛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两相对应，完全一致。周公的祭天占卜，也是为建都洛邑选址。

    洛阳遗址发掘表明，涧水东、瀍水西的王城公园即王城遗址，瀍水东的白马寺附近即成周遗址，两相互证。《何尊》与    《尚书·洛诰》共同宣示，周人祭天，神坛与政坛，隐隐已成一体。

    周代祭天活动的记录表明：原始的巫术祭祀到了周代，祭祀对象已发生了变化。周代的祭祀对象已从殷商单纯的神鬼崇拜中解脱出来，发展为天神、地祗、人鬼。天神，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是宇宙的主宰。地祗，指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土地社稷之神。人鬼，指逝世的先祖。祖宗祭祀的崇尚，强化了同宗同祖的人伦意识和认祖归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更提出了“敬鬼神而远之”的理念，认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强调主观的虔诚和意愿。从祭天祈福转向人间的立德守礼，这一理智的态度，为创造幸福借力。

    同时，殷周祭祀的形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尚书大传》云：“周公子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和合四海。”《尚书大传》历述周公营建洛邑、确立季节时令、制礼作乐等伟业的同时，特别推崇“易牺牲”的爱民护生举措。牺牲，古代祭祀用牲的统称。

    甲骨文记载，殷商盛行生殉、杀殉、杀祭，祭祀天神都要用人头作为供品，战俘奴隶都成为杀祭的人牲。在安阳殷墟的一个祭祀坑中，竟有人头骨一千多个，杀祭凶残，可见一斑。周公“易牺牲”就是改革杀祭制度，用牛、羊、豕为供品，殉葬改用草人土车，禁止人殉。

    史载，武王伐纣灭商，俘虏了几十万殷商顽民，武王咨询周公如何处置？周公对以“惟仁是亲”，认为殷人无罪，罪在纣王一人。武王赞其胸襟博大，迁殷民于洛，耕作生息，也推动了洛邑的繁荣。周公德政亲民，功在社稷。

    周代的祭祀制度，惜生爱民，不忘百姓的福祉。周公在祭祀制度改革中表达的文化精神，进而成为典章、制度、礼节、秩序的依据。祭天祭祖的融合，奠定了伦理的神圣品格，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是未成文的习惯法，是原始的法制。伦理意识是礼乐文化亲和精神的基础，已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至治国安邦，小至生活琐事，已成为华夏儿女生活的百科全书。

    源于祭祀形成的礼乐文化，经周公的改革，强化了维护人的人文意识。周代的礼乐文化，正是在尊重人、关怀人的仁爱基础上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