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称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首先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轻视敌人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还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在分头撤退的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人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话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