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蒙蒙春雨，我在上海枫林路上苦苦打听蛋糕店，准备给90岁的导师郭怡清买个生日蛋糕。在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已经出发的我接到电话：“今天上海会有大雨，你不用来上海的，打个电话就可以了。”电话中传来导师关切的声音，年届九旬，她的听力、阅读一点都没有问题。

    郭教授是老牌的上海第一医学院1949年的毕业生，做过复旦儿科医院肾脏病组组长、医院教研室主任。我在她家的墙壁上仔细分辨那张黑白老照片上哪个是她。照片摄于她读本科时的重庆，在一个山坡上，学校的大门是个木头做的门框。这位慈祥的老人滔滔不绝地谈起当年做小医生时的情况，有一次，住在医院附近抢救咯血病人曾经一晚不睡；另一次，半夜来了个疑似狂犬病人，值班医生没见过，把她从家里叫去帮助开医嘱这类经历，不是诉苦，而是能救人一命非常幸福的表情。

    她的老伴刘老师比她年长3岁，女儿、女婿和外甥女都在美国，作为高龄空巢老人，我们一般的想象会是孤独、寂寞，结果不是，老两口平时一起看看电视新闻、排球和足球赛，郭老师还延续上班时的习惯，夜里11点前不睡觉，读报纸，看《中华肾脏病杂志》，生活充实，性情乐观。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郭老师吹蜡烛的照片，传到微信朋友圈，有人感叹90岁的她怎么看起来还这么年轻。

    我的本科同学曾跟我分享一本书，书上介绍郭老师的爸爸是国民党军长、中将，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但“文革”期间被迫害，1969年患肺癌去世，同学曾猜想郭老师是否会鼓励学生、亲友出国。绝不是，谈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她的语调、表情平静；她的第一个博士生，郭老师帮他申请国家基金，希望他回国干事业；抱怨女儿在美国做研究太辛苦，希望她能多与国内同行协作。

    历经苦难，郭老师仍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好，没有一个地方比上海好”。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摘自《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