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住在洛阳的间义里的敦煌人宋云与洛阳崇立寺比丘惠生、通荣,受胡太后之命,出使西域,拜取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比著名的唐僧取经(公元629年)要早100多年,在此之前,虽有东汉朝臣取经、曹魏朱士行取经,但前者抵达大月氏国,后者抵达于阗(tián)国,唯有宋云一行真正进入佛祖圣地天竺。
宋云一行由京师洛阳出发,沿丝绸之路西行,40天后,抵达赤岭(今青海日月山)。“赤岭者,不生草木,因此为名。其山有鸟鼠同穴,异种共类,鸟雄鼠雌,共为阴阳。”
从赤岭出发,过流沙,经吐谷浑国,再行3500里,抵达鄯善城。鄯善本名楼兰,西汉昭帝时改称鄯善,都城在今新疆若羌城,若羌城北,即是著名的罗布泊。
从鄯善西行1640里,到达左末城,城中有居民100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sì)而田”。再向西2175里,到达于阗国,也就是朱士行取经的终点。
次年七八月,宋云一行过朱驹波国、汉盘陀国,登葱岭。葱岭,是旧时对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的总称。自此,步步攀登,方四日,才达岭山,“自葱岭以西,水皆西流……葱岭高岭,不生草木,是时八月,天气已冷,北风驱雁,飞雪千里”。
十二月初进入乌场国。乌场在《大唐西域记》中被称作乌仗那,意为游园,即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之苑。乌场国“民物殷阜”,国王见宋云等人,十分敬重,“大魏使来,膜拜受诏书”,又听说胡太后崇奉佛法,“即面东合掌,遥心顶礼”。宋云对国王讲道,大魏东临大海,日出其中,蓬莱山上金堂银阙、神仙圣人并在其上。又说周孔老庄之德,华佗神医,管辂善卜。国王听罢,十分仰慕,感叹道,如此就是佛国了,我愿死后往生彼国。
宋云一行在乌场国寻访佛祖圣迹。有佛祖坐处、晒袈裟处,“并有塔记”。向东南“山行八日”,即到佛祖“投身饲虎处”,这里高峰入云,林泉婉丽,华彩曜日,风景如画。宋云、惠生捐出行资,在山顶建佛塔一座并用隶书刻石,铭记魏国功德。在王城南100余里,有佛祖“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处,阿育王在此“起塔笼之”,塔高10丈。
正光元年(公元520年)四月,宋云一行进入乾陀罗国。10日后,抵乾陀罗城,城东南7里,有雀离浮图,“高七十丈,同三百步”。
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宋云一行携大乘经典170部,回到洛阳。宋云撰有《魏国以西十一国事》,可惜已佚。幸有《洛阳伽蓝记》对宋云一行的记载,保存了关于中外佛教史、沿途诸国历史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伽蓝为梵文,意思为“僧众所居园林”,即佛寺。《洛阳伽蓝记》是记载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兴废的著作,是与《水经注》《齐民要术》齐名的北朝百余年仅有的三部杰作之一。其书作者为杨衒之,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任期城郡太守、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职。
公元547年,在洛阳重游故地的杨衒之,看到东西魏之间的战争给昔日京师带来的“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的悲惨景象,再想到当年梵音缭绕的繁华场景,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因此他萌生“追叙古迹”的念头,写出了《洛阳伽蓝记》。
全书依洛阳城内、城东、城西的顺序,编为5卷,以40余座著名的寺院为纲,兼收城内里巷、名胜古迹,附带叙述有关史实,描述了寺院的规模、景色,涉及施主和许多轶闻趣事。作者以从北魏孝文帝迁洛到尔朱氏之乱40年间洛阳的兴废为主题,记述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生动地再现了一个王朝、一种宗教的变化过程。
《洛阳伽蓝记》既有优美清丽的文笔,又有丰富的内涵、珍贵的史料。它弥补了《魏书》的不足,为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所选用。
《魏书》是记述北魏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作者魏收是曲阳人,少年时以文章华丽而成名,20岁被北魏朝廷召至洛阳,任太学博士。北齐建立后,受命编纂《魏书》。《魏书》中的《释老志》是中国正史中最早对佛教和道教予以专门记载的史书,具有很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