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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伍第一年就当副班长,第二年入党,连续几年都立功受奖,按说连科在部队的路走得够风光的。但按部队的规定,不能从战士中直接提干。提干无望,早晚就只有复员一条路可走。1981年年底,就在部队复转工作开始的时候,老家的村支书捎来信,让他回去当村干部。连科留恋部队,部队领导也想留他,但再留两年也是走,最后还是决定让他复员了。
领了117元复员费,50斤全国粮票,行李办了托运,又拿到了一张从商丘到洛阳的火车票。万事俱备,再过十几分钟就要开车了。站在寒风料峭的站台上,连科一连打了几个喷嚏,心里想:怕是爹娘他们又说我了吧。3年前,一张小车票把我从家乡运到豫东,现在这张小车票又要把我送回去了。农村的孩子,说到底还是农村的命。这时,他真的好想家乡,想他的田湖镇和耙耧山……
突然,一辆吉普车疾驰而来,直接开上了站台,“吱咛”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团长从车上跳下来,大声喊:“阎连科!阎连科在哪里?”
站台上的人吓了一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七嘴八舌一片叫“阎连科”的喊声。连科心里一惊,忐忑不安地朝团长走去……
连科不知道,他正在走向一个命运的转折点。
原来,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看了一场原武汉军区的文艺演出,印象颇好。当他了解到这些节目大都是战士业余编创演出的,更为高兴。当时正是部队复转之时,韦国清立即指示:要把战士中的文化骨干留下来。这次给武汉军区30多个指标,连科所在的师只分了1个。这时的阎连科除了经常写新闻报道,还发表了几篇小说,写过歌词,独幕话剧也在军区获过奖。这个指标理所当然给了阎连科。
团长讲完情况,问他是什么意见,这时的连科并没有高兴地跳起来,反倒木木讷讷半天说不清楚,还不时揪揪耳朵,瞅瞅手里的车票,好像是舍不得这张车票。
团长笑了,说:“好了好了,你这小子呀,你回去吧,给你10天时间,好好和家里商量商量——心里要有主见,别犯迷!”
连科回到家,全家人的高兴亲热自不必说。一说到重返部队,母亲第一个反对,说:“咱在家吧,哪儿也不去了,你爹身体又不好,咱好歹一家人都在一起!”
父亲抽一阵烟,咳嗽一阵,却老是不说话,似乎也拿不定主意。
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听说了,连夜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回家里。哥哥说:“你们咋都这么糊涂哩,这是多好的机会,让连科进步哩!说啥也得让连科去。家里的事有我哩。”
哥哥叫阎发科,长连科6岁,平时对连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但在关键时候总是呵护着他。连科记得大姐住院做手术的时候,需要输血。原打算让哥哥、二姐和连科抽血,但哥哥宁愿自己多抽一些,也坚决不让连科抽。
连科决定返回部队,但退伍费已经花完。家里把本来准备过年的一头猪提前卖掉,哥哥又添上一些,才算凑够了一百多块钱退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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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迎来了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延安阳光普照,经常雾气沼沼的山城重庆,太阳也忽然露出笑脸,一扫阴霾,晴空万里。
下午3时40分左右,去延安迎接毛泽东的那架草绿色三引擎飞机,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落地。舱门开启处,首先出现的是周恩来,然后是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王若飞等人。先是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闪,照相机咔咔。赫尔利手抚八字银须,对毛泽东说“好莱坞”,意思是这是好莱坞影片里常见的情景。有记者甚至注意到毛泽东步下舷梯的鞋底是新的,手指被香烟熏得焦黄。
未等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迎上前去,毛泽东已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报姓名、递名片、提问题,抢着和毛泽东握手。民主党派代表的年纪都大,更是挤不上前去,沈钧儒个子又小,在人墙外大喊“我是沈钧儒”。周恩来见状,把腋下一个大纸包高举空中道:“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一招挺管用,记者们一下子涌过来拿“礼物”,原来是早已准备好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盛大的群众欢迎场面,可自毛泽东踏上重庆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所有知道这一消息并关注中国命运的国内外人士心目中的明星。第二天,重庆《大公报》在《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中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重庆《新民报》的社评《迫切的期待》说:“目前两个最大的政党应该对国民负有特别的责任。站在国民的立场上看,假如这次的商谈再无结果,那是两党共同的失败,国民绝不会特别原谅哪一方,更不会赞许哪一个政党从这种失败中取利的。”
重庆《新蜀报》社论《力争和平争取民主》中说:“我们希望各党派把色镜的浓度刷淡些,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至上。”“因为我们人民所希望的是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而不是党派利益的类似分赃。”
成都《华西晚报》社评《毛泽东到了重庆》中说:“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权自由仍旧掌握在为国民党所建立的特设官署里;中国的政党政派仍旧没有合法地位……”“中国人民不应该等待,应该尽快站立起来,向国民党说话,向共产党说话,向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在野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说话,我们要求他们团结,我们要求民主政治,我们要求联合政府。我们应该以人民的压力加给他们,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昆明《云南日报》社论《团结第一》中说:“毛先生应约南来,会谈即可开始,国家兴衰的命运决于一旦。”“我们必须正告国人,这一次会谈的关系太重大,一着之失,万劫难复。”如果说毛泽东南下重庆前,这类呼声共产党也应该仔细倾听的话,那么现在几乎都是喊给国民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