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吃素后，味蕾变得敏感，菜里有味精，立刻就能察觉；我自己住，不看电视，所以对声音敏感，回老家，听觉像受惊的兔子，东窜西奔无处落脚。

    个人感觉，经济越落后之地，噪声污染越重。我家在县城，商业街上，每个小店门口的音箱里都大声播放音乐，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而我从中走过时，焦虑指数直线上升。逗留久了，会心情焦躁，想立刻躺下，如被念紧箍咒的孙悟空一样抱头打滚。县城再往下的小镇，在高音喇叭之外，还增加了一种噪声污染的终极武器：拖拉机！什么去掉消音器的哈雷摩托车，跟拖拉机一比都弱爆了。

    在家中，人们习惯开着电视。开着，谁也不看就行。但一旦关掉电视，仿佛无法承担骤然出现的寂静后果。电视机，是无话可说的人们之间的润滑剂，是把人们注意力从自身引向外在世界的小红旗导游。它让我们发现，许多亲人间原来是没有多少话可说的，必须靠电视机里的人们出面来化解尴尬局面。

    当人们对电视机的声音变得麻木后，它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一个背景声。

    永不冷场的人生，这就是人们追求的。谁家的孩子越多，人丁越旺，越幸福。这种幸福是“热热乎乎的幸福”。如果谁家过春节，冷冷清清，无疑令人怜悯。所以，一个县城的边界比一个国家的国界还难以跨越。

    人们不愿儿女离开，到外地谋生。农村的孩子，书读得好的，早就知道自己是要离开的。大一点儿的城市，人们对于人口流动也习以为常。在各种形态的城市中，县城最为保守，在那里，儿女离开原来的家庭到外地发展，会被视为不孝（想一想，家中老人的冷清）！一个县城人，其幸福感却可能排在各种形态的城市居民的前面。所以，丁克族是可疑的——你们想干啥？你们晚年怎么办？人们养孩子的思维，还只能到“养儿防老”，再往前一步，也没法儿了。哪怕现实中养儿已经不能防老，还要啃老，人们还是停在这里，因为这是人生的全部希望。

    人们没有说出口的是，孩子是用来克服死亡的。死去，什么也没留下，即使留下房子、钱，统统也与你无关，光这样一想，就令人难受。但你的孩子，他血液里流着你的血，他长得像你，你活在他的记忆里。这样一来，你将不会被死亡彻底剥光、掠夺。在这一点上，孩子和艺术的作用相似。尼采说：“思想家以及艺术家，其较好地自我逃入了作品中，当他看到他的肉体和精神渐渐被时间磨损毁坏时，便感觉到一种近乎恶意的快乐，犹如他躲在角落里看一个贼撬他的钱柜，而他知道钱柜是空的，所有的财宝已经安全转移。”

    不同的是，克服死亡的过程不同。追求永不冷场的人们，是用孩子，用热热乎乎，用周围都是人（想想所有的娱乐方式：打麻将、看电视、唱卡拉OK、亲戚饭局……）。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渴望周围被人和声音包围；靠艺术克服死亡者，思想、阅读、写作……都是寂静的，都要长期一人独对斗室，岑寂一如修行。这样的人，当其死亡时，必然也渴望安静，三两亲人也可，独自一人也行。一如独在斗室去世的张爱玲。许多人怜悯她去世后许久才被发现，殊不知，她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方式，预知死亡时机，并为此做好准备（换好衣服，床上躺好）。这份坦然从容已近乎是大修为者。

    但是，无论过哪种人生，街上的高音喇叭都应该关掉。印象深刻的是在德国或法国时，街上安静到连汽车喇叭都是罕物，更别提高音喇叭了。走在寂静中，说话不必靠喊，你可以轻轻哼歌，听风吹过草尖的声音。只有在此时，散步才成为享受。这是人生存的基本环境，就像菜里不能多放味精、食品里不能滥用添加剂。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