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9日，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数学系举办的一场讲座，演讲者是哈佛大学教授、菲尔兹奖获得者丘成桐。在这个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演讲将要开始之前，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了，因年事已高，头都无法直起来，但她还是坚持听完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我们所见的追星族一般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而且追的都是歌星、影星，一个90多岁的追星族追的是学术明星，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多见。

    上面讲的这位美国老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在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术会议上都能见到类似的场景。

    另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是在唐纳德·克努斯教授的讲座上。听这个讲座时，我坐在第一排，坐在我旁边的是一对老夫妻，老太太的牙都掉光了。这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平常老百姓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这些高尖人才的背后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我在斯坦福大学旁听的课中，有五门课的老师年龄都在70岁以上。其中信息论课的老师，手都打颤了，说话也不那么利索了，满头银丝，可能有80岁了。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是真正的“终身”，你只要自己不说退休，没有人逼你。

    有不少教授选择70岁左右退休，主要是为了把自己从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特别是可以自由出国搞科研。

    这些人一辈子把生命都放在学术活动中，他们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好之”“乐之”的境界，这样能不出大师吗？

    另外，西方学者不仅善于从严肃到轻松的转换，也能把轻松的上升为严肃的。概率论就是从赌博开始发展起来的。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开设有两门课，一是“围棋中的数学”，二是“打结的数学”。像下围棋、打毛衣这类活动，咱们远远比美国普及，而且水平也高，然而没有听说谁在研究这里面的数学问题，更不知谁会把这搬到大学的数学课堂上来。

    把学术看得过于严肃，会带来两个负面效果：一是体验不到做科学的乐趣；二是不容易从游乐活动中悟出科学道理。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