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藏在桥下欲行刺赵襄子，不料马惊被捕 插图 李玉明

    春秋末年，晋王室大权旁落，六家大夫争权夺利相互残杀，范氏、中行氏、智氏先后灭亡，赵襄子杀智伯（智瑶），漆其头颅为饮器。士人豫让先事范氏、中行氏，后归智伯，深得信用；智伯死，乃易容改面，决意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一日，赵襄子出行过桥，豫让匿于桥下行刺，马惊，被搜捕。赵襄子问：“你曾事范氏、中行氏，智伯杀了他们你不报仇，反而投靠智伯；我杀智伯，你为何不顾生死为他报仇呢？”豫让说：“范氏、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以常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于是请刺击赵襄子衣袍以代其身，赵襄子感念豫让忠义，乃脱衣袍挂于树枝，让他刺击以遂其志。豫让咬牙切齿，瞋目流血，拔剑三跃而击之，然后仰天大呼：“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而死。

    士，是历朝历代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士人们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治国才能，出类拔萃者甚至有经天纬地之才、神出鬼没之机。但他们又居于社会底层，只有借助帝王将相之类强权人物的提携重用，才可能出将入相，实现抱负，否则只能空怀壮志，老死林泉。因此，士人们对提携信用自己的“知己”，往往会以死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因果关系。豫让以死为智伯报仇，就是因为“智伯以国士待我”，知遇之恩不同范氏、中行氏。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豫让持肯定态度，以表明豫让的侠义行为符合知恩必报的处世操守。豫让之后，又辑录了20多位“士为知己者死”的义气之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诸葛亮、王猛、褚遂良三人。

    诸葛亮出山前，虽然“自比管仲、乐毅”，人称“卧龙”，也不过是南阳一农夫，是刘备的知遇改变了他的命运，先为军师，继任丞相，终于大展宏图，名扬天下。公元223年3月，刘备托孤诸葛亮：“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如此以家国相托，说明刘备对诸葛亮极其信任，毫无嫌隙。诸葛亮决心以死报答刘备，流涕回答：“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时蜀汉国力衰弱，北伐中原已无胜算，但诸葛亮为实现刘备遗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连续六次亲率大军北伐，直至殁于军营，实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夙愿。

    十六国时，士人王猛贫贱，但博学好兵书，得遇前秦（氐胡政权）国主苻坚。苻坚“一见如故友，语及时事，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大加信用。短短两年之间，王猛以白衣之身官拜丞相，执掌权柄。氐族宗亲勋贵不服，姑臧侯樊世讥讽王猛：“吾辈耕之，汝食之邪？”王猛诉于苻坚，苻坚大怒道：“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肃。”次日朝会，樊世向王猛寻衅，竟挥拳相向，苻坚立命斩樊世于朝堂，此后百官见王猛皆屏息拜服。王猛感念苻坚知遇之恩，执政十五年无一日懈怠，刷新吏治，打击豪强，兴复儒学，劝课农桑，整军经武，征战疆场，辅佐苻坚统一了北方，终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托孤于中书令褚遂良。褚遂良以书法闻名，因唐太宗喜书法而得信用，刚直敢言，十年官至中书令（主管朝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六年后唐高宗李治要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百官无人敢言，褚遂良明知劝阻必惹祸上身，但自言：“我起于草茅，无汗马之劳，致位至此，且受顾托，不以死争之，何以下见先帝！”于是劝谏李治：“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李治不悦。次日褚遂良又直谏：“陛下必欲易皇后，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叩头流血。武则天在帘后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大骂：“何不扑杀此獠！”遂贬褚遂良潭州都督，再贬桂州都督，又贬爱州刺史，褚遂良坦然承受，死于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