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这位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那是正宗的“省部级”。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竟然与马克思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1854年，王茂荫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上了一道《再议钞法折》，主张兑现纸币。但这一主张触怒了咸丰，他受到严厉申斥，被调离户部。马克思从俄国驻北京使馆的调查报告中了解到这件事，在论述货币和商品流通时，引用了这则材料。

    在晚清浑浊的官场中，作为官僚队伍中的一员，王茂荫在廉洁自律方面表现得也很出众。笔者曾摘抄过一份王茂荫的家训，也是他的遗言，其中一些内容今天读来依然有警示作用，现摘录几段。

    “凡人坏品行损阴骘，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

    “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漏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薄、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务紧记为要。”

    这些言语，虽为正义士大夫之老生常谈，但苦口婆心，言之真挈，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

    从叮嘱家人的另一件事上，可看出王茂荫对名利的淡漠。在封建社会，“坐一乘轿，娶一房小，刻一部稿”备受推崇，即除了做官、娶妾，能刊印留下一部书稿，这是士大夫梦寐以求的事。看王茂荫如何说的：“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子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入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嘱。”最后还补上一句：“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

    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学氛围中，士大夫把留名青史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王茂荫能把人生看得如此豁达通透，实在是罕见。不过，历史就是如此诡异，就是这样一位不想留名的人，历史偏偏永远牢牢记住了他。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