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利思义”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意思是见到财物能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难勇于献出生命，长久处于困顿还不忘平日的誓言，这样也可以成为完美的人。

    见利思义是中国传统道德中处理群己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见利思义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利”，而是指见到利益，应该想一想符不符合道义，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不应据为己有，即先义后利，亦即孔子说的“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与“见利思义”截然相反的是“见利忘义”。《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语道出了见利忘义和保利弃义也是常见的社会现象。

    古往今来，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始终是衡量人品高下的重要准则。正如孟子所言：“义，人之正路也。”许多仁人志士，在利益诱惑甚至生死面前，坚持以义为重，勇于舍个人之小利，求人生之大义，有的乃至舍生取义，留下许多佳话。

    东汉时期，有个叫王密的贤人曾受到过东莱太守杨震的举荐，后王为报答知遇之恩，怀揣十金要送给杨震，并说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却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杨震拒金之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是处理义与利之间关系的楷模。周恩来总理曾为家人定下“十不准”的规矩，要求时时处处公私分明，不能占公家和他人一点儿便宜。陈云同志曾担任过两届中纪委第一书记，在此期间，对党的廉政建设作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述，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并身体力行，从小处着手，以拘小节促廉洁、保大节。有一次他在外地结束调研，所乘的返京列车快要开动时，秘书报告当地干部为表达敬意，硬是要放两只老母鸡和一点儿蔬菜到车上，建议不如按照市场价格买下来，以免退回去让基层干部为难。陈云听后果断地说：“不能开这个先例，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以后就阻止不住了。还是请他们把东西带回去。”可见，即使对人际交往中的小节，老一辈革命家也绝不大意。

    反观十八大之后落马的那些贪官，许多都是背离了党的宗旨，丢掉了优良传统，人生观、价值观严重偏移，荣辱观、义利观发生扭曲。有的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把权力当成敛财捞钱的工具，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贪得无厌；有的视贪占公共或他人财物为合情合理，觉得是自己的“辛劳”所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被所谓的“潜规则”牵着鼻子走，不是理直气壮地与贪腐现象作斗争，而是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到头来，轻者损害干部形象和威信，重者不仅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毁掉了个人前程和家庭幸福，还给党的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给党的形象带来恶劣影响。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是广大党员干部的人生必修课。追根溯源，首要的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坐下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中增长见识，不断坚定理想信仰，提升境界。

    继承、发展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观”学说的积极方面，对于今人修身养性、处世为人是大有裨益的。党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理应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交出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这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实，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哪个党员干部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怎么样，身边的群众心里都有一杆秤。对于见利思义、大公无私的党员干部，群众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乐于称赞，愿意认可，跟着好干部同甘共苦一起干；而对于那些见利忘义、以权谋私的人，群众都不会买账，甚至嗤之以鼻，以之为鄙视的对象。

    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该交出合格的答卷。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