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查尔斯·贝驹（1873年—1914年，法国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认为：“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的变化快。”

今天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博士甚至认为，他们所学习的学科自1909年以来的改变，超过了此前有历史记载的所有时期。每一年，甚至每一个月，都有一些新的发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情况迫使人们对行为和观念做出全新的调整。更有甚者，机遇的因素，或者说是自由的因素，似乎会进入金属和人本身的活动运行中。我们再也不能确信，原子，更小的有机体，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过去发生反应那样，将一如既往地会在未来发生相同的反应。电子，如同威廉·库柏（1731年—1800年，英国诗人）的上帝一样，神秘莫测，其奇妙的运行及一些怪癖的特点或情况，或许就能打乱国家之间的平衡。正如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公元前323年在位），当他酗酒致死，导致了他的新帝国分崩离析（公元前323年）；或者如腓特烈大帝（1740年—1786年在位），由于俄国继任沙皇醉心于普鲁士道路，从而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

显而易见，历史编纂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它只能算是一个行业、一门艺术和一种哲学——一个搜集史实的行业，一门通过将混乱的材料有意义地排列起来的艺术，一种寻求预见性观点和启蒙作用的哲学。

“当下乃为成事而拾掇的往昔，往昔尤为解惑而展开之当下。”——这大约是我们所相信的和所期望的。就哲学而言，我们试图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就“历史哲学”而言，我们又试图通过过去来了解现在。我们知道，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总体性视野不过是一种错觉。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全部历史，在苏美尔人或埃及人之前，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过许许多多的文明。我们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必须从局部知识入手，而且必须暂时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就历史而言，和科学与政治学一样，相对性至上，一切公式皆应受到质疑。“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或许，因为有这些限制，我们才能从历史中学到足够多的东西，去耐心地承受现实，并尊重彼此间的歧见。

由于人类在宇宙时间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个匆匆过客，是其所属种群的一分子，是其所属种族的后裔，是肉身、性格和思想的复合体，是家庭和社会的一员，是某种信仰的支持者或者怀疑者，是某经济体中的一个单位，或者还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一支军队中的士兵，我们都可在相应的学科题目之下——诸如天文学、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战争学——来探寻历史必须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类行为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前途究竟会如何？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试图把一百个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百页的书中，并进而得出不可靠的结论。我们就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