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奥巴马的压力
美方在中方关切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上，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美方越来越清醒，越来越重视了。
新世纪进入新阶段，美国面临困境，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危机，再加上一场金融危机；而中国在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维持国际社会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幅度提升了，中美关系处于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平台上。
所以国际、国内很多人都做出评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台售武应该更加谨慎，甚至会最终取消。实际上，国际之间的力量角逐，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奥巴马来访的时候，力图避免访华之前做出对台售武的决定。他把这个决定往后推迟，这可能是一个技术处理，就是尽量保持访华期间中美的良好关系和良好氛围。
那么访华结束之后，就可以对台售武吗？这是中美关系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美国方面看，仅做些功利考虑，只是在奥巴马访华之前营造双方友好的气氛，访华之后，美国可以马上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行动，这不是两个国家相互信任的正常交往。
虽然对台军售最终决定的单子放在了奥巴马的办公桌上，但是毫无疑问，来自五角大楼——军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甚至包括来自美国产业界的压力。
军方的压力，要求增强台湾方面的武装力量，增强和大陆抗衡的力量；经济界和国防军工界的压力，毕竟这是一笔大单子，60多亿美元的交易。
我们当然希望奥巴马取消对台军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我们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泡影。因为美国的政策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这是美国长期、固定的国策。
只要一个国家存在军售的缝隙，从美国国家利益来看，它肯定要钻这个缝隙。
俄罗斯媒体称，美国透露对台售武的消息，它的时机暗藏着玄机，美国是想通过威胁与台湾进行武器交易，来说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伊朗核问题。
这种分析有存在的可能。在西方政治里，讨价还价，用利益交换达成目的，是一种通常的手法。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如果把一个中国内政问题和伊朗核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话，不但牵强附会，而且这种联系对中方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们一旦接受了，以后势必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都会以台湾问题进行绑架。就像恐怖分子进行恐怖行为，绑架一个人质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美国是不是通过对台军售，作为绑架中国的手段？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回顾近3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美国政府时不时就会利用对台售武来刺痛中国，它的依据就是所谓“与台湾关系法”。
我们必须采取反措施，这个反措施必须使对方受到惩罚、损害。我们应该给世界一个强烈的信号：任何人侵犯中华民族的利益、侵犯中国的国家利益， 都不可能不遭到报复，都不可能毫无风险、毫无代价就做出这样的事情。
48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下月”（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章龙是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笔者曾采访过他。据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三大”。所谓“钟英”，如前述及，也就是中央的谐音，“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
罗章龙是从北京经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的。到了广州，罗章龙悄然找“管东渠”先生接头。
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中国共产党“一大”“二大”是在上海召开的，但是这一次“三大”改在广州召开。所有中国共产党“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安排在广州的食宿。
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召开，是因为在西湖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决策实行“国共合作”，而广东当时是国民党的“大本营”。
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广东，是在1920年。这年2月，驻粤的滇（云南）军阀和桂（广西）军阀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孙中山趁机策动驻闽的粤军将领陈炯明回师广东。10月29日，粤军夺回广州。10月31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5日，孙中山离沪赴粤。于是，广州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然而，军阀反复无常。1922年6月16日凌晨2时，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突然遭到陈炯明部队四千多人的袭击。在猛烈的炮火中，总统府化为一片废墟。陈炯明原本打算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在万分紧急之下，孙中山被迫连夜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然后换乘“永丰”舰，与叛军相持。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永丰”舰被孙中山授以海上指挥全权。于是，蒋介石指挥反击陈炯明。在那些日子里，蒋介石侍立在孙中山左右，深得孙中山的信任。8月18日，蒋介石护送孙中山前往上海。蒋介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并请孙中山作序。从此，蒋介石有了一笔令人垂涎的政治资本，常以孙中山“好学生”的光辉形象出现于社会公众面前。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使蒋介石进入了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镇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1923年3月，孙中山重返广州。于是，广州再度成了国民党的“大本营”。
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发展力量，建立了“管东渠”——广东区委。就在孙中山重回广州前不久，1923年2月26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之后，也从杭州来到了广州。
这样，国共两党的首脑，都坐镇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