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说到，陆小曼与丈夫王赓日渐疏离，感情有了裂隙。而进入裂隙者不是别人，正是名闻天下的浪漫诗人徐志摩。

当代社会，当第三者的男女都有，但以未婚女性较多，一步投进成功男人怀抱，走的是捷径。民国时期，当第三者的多是男性，且都是成功男士，纷纷抛开裹脚妇人，迎娶新女性，这不全是喜新厌旧，还带有反封建色彩。

说到底，这是时代进步了。

譬如鲁迅初婚，遵的是父母之命，娶的是旧式妇女，裹着小脚，还大他3岁，文化上无法沟通，他就不喜欢，只好再娶了新式女性许广平。还有郁达夫，本有妻，有感情，但见了18岁未婚美女王映霞，拼命追求，离婚再娶，竟至成功。其实，稍稍换个时代，譬如搁在清朝，鲁迅、郁达夫这样做，国法不容，家法不允，绝难实行。

看来：时代，给你的是大命运；家庭，给你的是起跑线；贵人，给你的是好机遇；小人，给你的是绊脚索。看来：小曼不是水性杨花，她是遇时逢春，尽情绽放了，搞了自由恋爱。

而要促成这自由，还得有各方面的机缘。譬如，若她的丈夫是粗鲁军阀，只要拔出手枪，志摩绝对傻眼，这事便不成了。巧的是对方曾留学美国，思想也开明，允许她与徐交流。出远门时，还大方地对志摩说“你来照顾小曼”。当他发现妻子出轨了，也能宽容地放手。当胡适发现此情后，竟然也支持徐、陆。刘海粟看见徐、陆恋爱，也表示支持，这就是时代风流了。

尤其是陆小曼，亲历反封建运动，婚姻观大有进步，具备“三敢”精神：敢爱、敢恨、敢离婚，这是形成“徐陆恋”的根本原因。她曾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多少女子，为了怕人骂，怕人背后批评，甘愿自己牺牲自己的快乐与身体，怨死闺中，要不然就是终身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呻吟到死。”她不想成为这类女人，她“会生”“会活”，还要“会死”。果然，她“成功地”于1965年死去，不然，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会饶她这个“交际花”吗？

陆、徐为爱而战斗，意义重大，我们今天的爱情观念里，必含有他俩及前辈“以身试法”式的贡献。打击当时就有，严酷犹如审判——请看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为他俩做的证婚词：“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齿，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后人评价这段证婚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而我评价这段证婚词字字如刀，全无斯文——婚礼现场，高朋满座，新人并立，高堂在上，梁启超这样做，一不合礼制，二不合情理，三自失风度。其实，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哪里是因为陆小曼？恰恰是因为你梁公的儿媳林徽因。最了解徐志摩的陈从周（陈、徐两家双重姻亲）在所著《徐志摩年谱》离婚条下特加按语说：“1922年志摩离婚，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指离婚），她对于徽因倾倒之极，即此可见。”而徐、陆结婚是在1926年。显然，小曼无须承担“第三者”恶名（志摩对朋友王赓实属不义），梁启超倒是要问问儿媳，如何使得志摩神魂颠倒。徐志摩1931年11月19日乘飞机遇难，也是为赶赴北京听林徽因的一场演讲。徐志摩的研究者韩石山说：“（张）幼仪不记恨陆小曼，她记恨的是林徽因。”（《徐志摩和他爱过的女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12日）

好一个陆小曼，面对如此证婚词，虽气得脸色发白，却勇敢挽住新郎徐志摩。这说明，爱情来了！谁也挡不住！纵观情感剧场，三人纠葛之中，必得有一人退出，此乃铁律，并无例外。情感战场上的中原逐鹿，更像是“春秋无义战”，当事者从来不搞道德竞赛，要的只是结果，那就是谁胜谁败，谁被淘汰。

请看下篇：《蒋碧微与孙多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