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之要，世人多知。然而，世上之事，知道，是一回事；做到，是另一回事。要把“知道”变为“做到”，没点勇气、没些志气，不仅做不到，而且很可能只是说道说道。孔子就碰到过这样的事儿。

齐国国君景公和大夫晏婴到鲁国访问，慕名专门拜访孔子，并向孔子请教：秦国，区区一个西方小国，怎么会忽然崛起，变为一个西方强国？孔子回答说：“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缧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这就告诉齐景公，秦国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其一志大、二行正、三重人才的必然结果。在说这番话时，孔子刚刚30岁。而这番话，不仅言时人所未言，而且发前人所未发，让齐景公的心结顿解、连连称是。

忽一日孔子到了齐国，与齐景公进行了两次关于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

第一次，齐景公问国家政治的根本是什么？孔子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齐景公听后，十分赞赏，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意思是说，讲得真好啊！如果不守君臣父子之道，国君不成其为国君，即便有再多的粮食，我能吃得到吗？

第二次，是讨论治国问题，重点大概是财政。孔子曰：“政在节财。”（《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认为也说到了根本上，于是就准备任用孔子，先给他块封地，让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贵族。

消息传出，反对的声音很大。齐相晏婴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晏婴的意思很明白，孔子不能用；用了，老百姓不答应。原因是这些儒生行为脱离现实，又自视清高，处处以人师自居；推崇厚葬，使人倾家荡产；到处游说，靠人施舍生活；古贤已逝、周室已衰、礼乐已缺，却大整仪仗，设立繁杂的进退升降礼节。如此这般，即便整年累月专门学习，也难以学完。用这样的人为官，用这样的礼移俗，根本行不通。

面对反对之声，齐景公失去了勇气。尽管他仍然认为孔子是个人才，需要“敬”，但决不能任用他为官了。不得已，孔子又回到了故里。

无勇气，用不了人才；无志气，更是只会让人才空叹息。孔子在卫国的遭遇就是如此。

孔子一生虽曾多次到卫国，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助卫灵公事业发展，但卫灵公对孔子的态度，着实让孔子难以接受。比如，卫灵公可以像接待外国政要一样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也可以用厚禄礼遇他，还可以恭恭敬敬地向他咨询一些问题，但就是不给他官位。咨询问题，也仅仅是让人看，给人以尊重人才的形象，实际上并不按照孔子的意见办。孔子对此心知肚明，不得不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灵公不仅不用他，在和他谈话时，还心不在焉，一边和他说话，一边抬头看着天上的飞雁，“色不在孔子”，孔子不得不离开卫国。

人才的境遇，常常映照出世之景象。有道是：“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二》）对此，不可不理，不可不警。

用人，也是审己。志弘者，人才济；志小者，人才去。人才，是干事创业的，不是装潢门面的。不能对人才表面客气、内心无视，或者把其放在玻璃房内，只供人点赞，不让其显能创大业。毕竟，要逐长路，须骏马之力；要理天下，须人才之用。舍人才而言政事，难以有政，更难求太平。

用人，也是难事。难就难在，时在走，势在变，用人取向也在转：“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十二》）但无论何时，用人如用器，都只可用长避短，不可牛骥并驾。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