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太祖后稷庙里立有一尊铜人像，背后刻有铭文，大意如下：强横的人不得好死，争强好胜的人必定会遇到对手。盗贼憎恨物主，民众怨恨长官。君子知道天下事不可事事争上，所以宁愿居下；知道不可居众人之先，所以宁愿在后。温和谦恭，谨慎修德，会使人仰慕；守住柔弱，保持卑下，没人能够超越。智慧藏在心里，不向别人炫耀技艺；我虽然尊贵高尚，人们也不会害我。上天不会亲近人，却能使人处在它的下面。要以此为戒啊！

这篇铭文警戒世人，为人要谦谨，做官要低调，切不可骄矜（jīn，傲慢）自伐（夸耀）。

纵观中国历史，自矜其能、自伐其功者没有不失败的，最令后人诟病的莫过于蜀汉名将关羽。赤壁鏖兵后，孙权从联刘抗曹大计考虑，为其子求婚于关羽之女。孙权乃孙子（春秋兵家孙武）之后、江东领袖，身世、勋业都远远高于关羽，而关羽竟辱骂孙权“吾虎女安肯嫁汝鼠子”，孙权怒不可遏，决计诛杀关羽。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关羽闻知黄忠位与己并，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卒同列！”拒绝受封。

这两件事表明，关羽目空一切，骄横至极，由此埋下兵败身死的祸根。后人常说关羽“大意失荆州”，实则是“骄矜失荆州”。

自矜其能、自伐其功之所以必然失败，大致有两个原因：其一，个人才能再卓然超众，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大力士力举千钧却不能把自己举起来，因为人不是神，都有局限性。其二，所谓某人才能出众，只是相对而言，天下没有绝对的强者，更没有永远的强者。恃才傲物必然遇到强劲对手，争强好胜只能自取其辱。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中，明君与昏君的重要区别之一，是看能否不矜不伐。唐太宗看到《隋炀帝集》文采飞扬，感慨道：“从文章看，炀帝亦是尧舜（远古明君）而非桀纣（夏商昏君），然行事何其反也！”谏议大夫魏征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太宗省悟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谓魏征：“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太宗以此胸怀，执政二十三年无大过。

功劳巨大，才能出众，仍能不矜不伐，是做官处世的重要智慧。《资治通鉴》列举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教训。

西晋灭亡，司马懿曾孙、琅琊王司马睿于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三月称帝于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政权，是为晋元帝。元帝能够于国破家亡之际保有半壁江山，有赖于谋士王导出谋划策，因此对王导甚为感激，登基之时，百官陪列，命王导“升御座共坐（同坐龙床）”，王导拒绝道：“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等同，怎能俯照苍生！”元帝便不再坚持。

王导这句话，是古往今来智者不伐的最精辟之言，太阳只有一个，臣子功劳再大，也应仰望太阳，不能与君王同列并肩。王导有功不伐，为臣谦谨，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二十余年。

大唐名将郭子仪对唐王朝有再造之功，身系天下安危三十年，爵封汾阳郡王，德宗称“尚父（尊贵如父辈）”，位极人臣。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十二月，郭子仪父冢（墓）被盗，舆论盛传系宦官鱼朝恩指使人所为，意在逼反郭子仪。郭子仪部下皆欲举兵“清君侧”，杀鱼朝恩报仇，朝廷因此忧惧兵变。而郭子仪自军中仅带十余随从入朝，代宗问起他父冢被盗之事，他哭奏道：“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人残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郭子仪不以功高要挟朝廷，受辱不怒，归咎于己，使鱼朝恩阴谋落空，“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荣宠终身，福荫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