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天福二年（公元937年），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谋反。晋高祖石敬瑭向范延光承诺，如归降，不问罪，授一更大藩镇，他的部下也一概赦免，“若降而杀汝，白日在上，吾无以享国”。范延光于是归降，石敬瑭兑现了承诺。范延光有个部将李彦珣（xún），为人不孝，父母贫困，从未供养；随范延光谋反，据守广晋府（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境内），官军带他母亲到城下劝降，他在城上一箭射死母亲。如今李彦珣归降，众臣以为他谋反罪可赦，杀母之罪不可赦，石敬瑭却说“赦令已行，不可改也”，提升他做了坊州刺史。

对这件历史公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愤怒抨击石敬瑭：“治国家者固不可以无信。然彦珣之恶，三灵（天、地、人）所不容，晋高祖赦其叛君之愆（qiān，罪过），治其杀母之罪，何损于信哉！”这番话严肃提出了信的标准问题，即辩证看待信誉的问题。

孟子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惟义所在。”难道要否定孔子“言必信”的思想吗？当然不是。孟子是把信提高到新境界，即“信不悖义”的境界来评判信的深刻内涵。孟子的真实思想是，成就大事的人，说话不一定都讲信用，只看是否合乎道义；“言必信”的道德评判，应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这番高论是振聋发聩的。如俩盗贼相约行窃，一人中途幡然悔悟未按时赴约，能谴责他失信吗？守小信而悖大义，是对信的曲解和亵渎。对李彦珣这种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朝廷治其杀母之罪而诛之，申大义于天下，谁会说朝廷不守信誉呢！石敬瑭的做法，可以说糊涂透顶。

《资治通鉴》记载的西汉初年的两件史事，最能验证孟子的这一思想。

汉高祖刘邦死后，其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汉惠帝七年后病死，其母吕太后临朝称制。吕太后欲封娘家兄弟、子侄为王，问询于右丞相王陵，王陵曰：“昔日高帝杀白马与众臣盟誓：‘非刘氏而王（封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悦，又问询于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二人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诸吕（吕氏子弟），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责怪陈平、周勃曰：“始与高帝歃（shà，古人盟誓时饮牲畜血，或涂抹于口，以示诚信）血盟，你们不在吗？今高帝崩，太后欲王诸吕，诸君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乎？”二人曰：“今日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不久，吕后罢免王陵丞相职务，晋升陈平为右丞相，顺利封诸吕为王。

吕后称制的第八年（公元前179年）病死。吕后病危时，令侄儿、赵王吕禄为上将军，统帅北军（御林军），侄儿、吕王吕产为丞相，统帅南军（御林军），并告诫二人：“我死后，大臣恐怕要变乱。你们必紧握兵权，保卫宫殿，慎勿送葬外出，为人所制！”周勃欲诛杀诸吕，但手无兵权，乃与陈平谋议，劫持了年老多病的刘邦旧将郦商，因为郦商之子郦寄与吕禄是好朋友，以此胁迫郦寄说服吕禄交出兵权。郦寄无奈欺骗吕禄：“诸吕为王，大臣不服，你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封国，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几经犹豫，终于相信郦寄，交出了兵权。周勃拿到将印，在刘氏宗亲、大臣支持下，指挥御林军诛杀诸吕，拥立刘邦与薄姬所生之子刘恒即皇帝位，是为汉文帝，从而安定了刘氏天下。

第一件事情中，陈平、周勃如坚守当年与刘邦的盟约，像王陵一样“面折廷争”，就会同时被罢免权力，就不会有后来的转折机会。第二件事情中，郦寄欺骗吕禄，当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司马光引用《汉书》作者班固的话评价郦寄：“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意谓郦寄虽失信于吕禄，但为保全社稷，为拯救父亲，忠孝两全，应该受到赞扬，而不能谴责他卖友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