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曾参：“有一种至为高尚的品行、至为重要的道德，可以使天下归心、百姓和睦、上上下下没有怨恨，你知道吗？”曾参说：“我生性愚钝，请老师教诲。”孔子说：“那就是孝！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孝道，是天的法则，是地的规律，是人的一切品行中最根本的品行。”《孝经》中孔子的这一思想，是“百行孝为先”的理论基础。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内容中，孝的社会影响力无与伦比。因为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要履行孝的责任，把孝道列为百行之首，抓住了道德教育的根本，能建立尊卑有序的家庭伦理关系，所以倡导“百行孝为先”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说教也会使一些人产生疑惑：父母不仁不慈怎么办？父母操行糟糕怎么办？

许多历史名人用事实做了回答。舜的父亲瞽（gǔ，眼瞎）叟偏爱幼子象（后妻所生），总想谋害舜。一次，他让舜上房涂廪（修缮粮仓），却撤除梯子纵火焚廪，要烧死舜，舜撑着竹竿跳下逃走；又有一次，他让舜凿井，凿至深处，却向井里填土，要活埋舜，舜从井壁旁挖洞逃走。之后，瞽叟多次毒打舜，舜“大杖走，小杖受（大棍打就逃走，小棍打就忍受）”。后来，舜做了天子，回家拜见瞽叟（眼瞎不可能干诸多坏事，应是后人痛恨他毒害舜乃有眼无珠，故以“瞽叟”讥之），“夔夔（kuí，敬谨的样子）唯谨，如子道”。

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即位时年少，其母与假太监嫪毐（lào ǎi）私通并生二子，嬴政执政后杀嫪毐及其二子，囚禁母亲，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死者二十七人。齐国人茅焦冒死以孝道谏劝，嬴政醒悟，亲自驾车“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舜、嬴政的行为证明，不论父母如何不堪，做儿女的都应恪尽孝道，所谓“子为父隐”是也。

“百行孝为先”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必然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因为孝道延伸上升到君臣关系上，就是臣子对君王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这样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了，人人安分守己，就不会出乱臣贼子，就天下太平了。毋庸讳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倡导“百行孝为先”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自河北杀到黄河岸边，洛阳城内的汉灵帝急召众臣商议对策。侍中（皇帝近臣）向栩献计：“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这个向栩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百姓要饿死了，听《孝经》就能充饥吗？你知道三天饿肚皮的滋味吗？向栩要求百姓无条件服从剥削压迫，为何不问问汉灵帝，他爱百姓了吗？这条“妙计”当然无用，闹了个大笑话。

封建统治阶级以极端思想推行“以孝治天下”，到了狂悖的地步。五代周世宗柴荣之父柴守礼，“尝杀人于洛阳闹市，有司报告，世宗不问（追究）”。柴荣显然是打着行孝的幌子以权枉法，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守礼杀人，世宗不问，宁受屈法之过，以申父子之道，失刑轻，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为非，孝者所以教人为善，孰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无杀人，而杀其父，灭天性而绝人道，孰为重？世宗之知权，明矣夫！”这番论调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孝道固然重要，但天子之父就可以杀人吗？柴守礼杀人应受法律制裁，所谓“失刑轻，不孝重”，把孝道与国法对立并凌驾于国法之上，真是岂有此理！柴荣不追究柴守礼杀人的法律责任，是对孝道的歪曲，而欧阳修竟赞扬他“知权（知轻重），明矣夫（明智啊）”，真是莫名其妙！

向栩、柴荣之事，是在“百行孝为先”和“以孝治天下”大背景下的畸形怪胎，不可为后世法。《资治通鉴》拒绝记载这两件事，证明司马光头脑清醒，治学严谨，是对后世负责任的，也说明倡导孝道不能走极端，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