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是指传承有序、用汉代隶书写就的、被列为学官系统的经书。对于古文经，我们认为，不能望文生义，简单以为古文经是用古文即篆书写就的经书。准确来说，古文经是指西汉平帝以前、未得立于中央学官的所谓经书。其来源有三，即汉代发现的古文本经书、民间传本和作伪本。治古文经则称为古文经学。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古文经，是毛氏传本，称为《毛诗》，长期流传于民间。《毛诗》就不是用古文书写的。20世纪在安徽阜阳发掘的部分《诗经》简牍，用汉隶书写，与《毛诗》一样，是民间传本，属于古文经。

今文经与古文经为争立学官，争夺官方正统地位，曾发生多次激烈交锋。古文经在东汉比较盛行。

古文经学的兴起，应该是经学自身的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结果。古文经学用发掘的古文文本、民间传本甚至伪造的经本，来正本清源，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的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古文经斥纬书为诬妄，这同样遏制了今文经学把经学庸俗化的企图。古文经学倡导对经文字词的考据与训诂，这无疑强化了经学的学术特征。

到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

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是多重的。这似乎暗合了《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讲的道理。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得到独尊地位，一方面在于它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它善于从其他学派中汲取营养，而不是抱残守缺。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与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混合了天道观与先王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样，“无为”就变成了“无不为”，“与民休息”也就变成了“积极进取”。

经学还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模糊了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在强调国家制度管理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秩序建设，给冰冷的制度罩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给严苛的行政融入了点儿人间的脉脉温情。正因如此，我们也会说，汉代的政治思想，是“内法外儒”或“内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过都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罢了。

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其学说也被神圣化。而经学从墨家吸取的“小康与大同”的理论，更是用来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设定，直到现在，这样的理论还是那样深入人心。

经学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更多营养，经学家大多擅长说阴阳、解五行，这使得传统儒学变成“天人之学”，强化了学说的道德权威。但是，以阴阳五行解释经义，也给经学庸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