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游了龙门，风光依旧，感悟不同。

龙门石窟营造历经北魏、隋、唐、武周、宋等朝代，有四百余年之久。在千米伊阙两岸崖壁上，祖先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两千多个神龛和十万余尊佛像。

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中原洛阳，四百余年后，其造像艺术也传到了洛阳，并最终在洛阳完成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卢舍那大佛就是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来到奉先寺，拾级而上，又见卢舍那大佛，美丽依然，震撼照旧。

大佛建成于公元675年，通高17.14米，仅头部就有4米，突破了西方美学身、头5.5∶1的标准，弥补了朝拜者的视觉差。通肩式袈裟不同于印度式袒右臂斜披袈裟，同心圆衣纹线条流畅，烘托出头部的典雅和圣洁，其面部圆润，弯眉秀目，笑意祥和。睿智慈祥，让人敬畏而不惧，完全契合中原人的审美情趣。

在此之前，公元412年，河西走廊天梯山出现了中国第一尊佛像，西域特点明显，被称为“凉州模式”。

北魏统一北方后，鲜卑贵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尊崇儒学，推崇佛法，遂迁河西地区儒学大师、著名僧侣及工匠三万余户至大同，并营建了云冈石窟。廊柱式设计，高鼻大眼等特征，与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有很大差距。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开凿了龙门石窟。就这样，佛祖造像艺术在漫长的东传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国元素，这种民族化、世俗化的趋势，显然受到了儒家积极入世传统的影响。外貌也由雄健可畏转向和蔼可亲，这更符合农耕社会人们的欣赏习惯。

富有创新精神的大国工匠们，用智慧、才干把对佛祖的虔诚和对中原文化的坚守有机结合在一起，使这一外来艺术在洛阳完成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千多年后，国学大师吴宓先生曾这样说过：“只有找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普遍有效和亘古不变长存的东西，才能振兴民族自尊和自信。”

佛教造像艺术由希腊化向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原创性、稳定性特点，还兼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兼容并蓄的能力，以及“唯变所至”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这应该就是“普遍有效和亘古不变长存的东西”吧！

长期以来，草原游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海洋文化等不断地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才使得中国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衰。文字作为文化载体，汉字数千年演变也说明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文化伴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两种异质文化，又一次经历了漫长的冲突、渗透、交融的过程，直至今天。

中国近现代文化应该说是围绕着拯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无数的中国知识精英在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寻找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回顾近现代一百多年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历史曾把中华民族复兴的机会给了清廷的康梁，也给了民国的蒋氏……各种政治势力轮番登场，却无一能堪此大任。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在分化中企盼着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凝聚民族精神和共识。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先进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将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这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治武功的盛世都无法企及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年传播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洋文化”艰难探索、融合、创新的过程。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不同时期，诞生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中最新成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伟大旗帜，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条“振兴民族自尊和自信”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夕阳西下，我站在香山寺隔河眺望卢舍那大佛，她见证了中国一千多年苦难与辉煌的历史，她还必将见证“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