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作为其中心区域的洛阳，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内容。看墓志、读墓志不仅能欣赏中国书法艺术，更能通过墓志记录的资料，了解许多历史事件，甚至能纠正一些历史谬误。今起，我们开设《洛阳墓志传奇》专栏，洛阳市文物局王化昆研究员将带着大家，去探一探这一方神秘的天地。敬请关注。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孝道文化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代的传统。《论语·学而》就说，一个人在家孝悌，几乎没有犯上的；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从来没有。《孝经·广扬名》也说，一个人孝以事亲，则可忠以事君。悌以事兄，则可顺事长辈。能把家理好，则可当官治国。只有孝事父母，方能忠事君王。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若一个人是孝子，则可被举孝廉，即可出仕做官。孝，不仅是生能色养，而且要事死如生。父母去世了，子女要以礼葬之，并放下工作守孝三年。于是，在丧葬制度中逐渐有了为亡者树碑立传的传统习俗。墓志正是在此过程中逐渐产生、发展形成的。墓碑是立于墓茔地表上的；墓志，又称墓志铭，则是埋于坟墓中的。这中间有个从墓碑到墓志的演变过程。
一
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在学界有多种说法，归纳说来有“秦朝说”（秦始皇陵刑徒墓）、“西汉说”（见于文献史料，《西京杂记》《博物志》等）、“东汉说”（洛阳东北郊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这些常被学界称为早期墓志的萌芽。而最为大家所认可的，当数“魏晋说”。
东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曹操鉴于时局动荡，天下凋敝，盗墓成风（曹操本人及董卓、吕布等都干过），遂提倡薄葬，下令禁立墓碑。三国曹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丕又下诏，禁止在墓地上设立一切设施和标志，包括墓冢、墓碑及神道两侧石像生等，即所谓不树不封。曹魏以后的西晋也延续这种做法。正因如此，曹魏、西晋皇陵至今并不十分明了。
虽然政府屡下诏令，皇亲贵族也能积极带头执行，但仍难禁民间久已形成的风俗。于是世人多变通行事，将原本立在地表的刻石埋入墓中，墓碑遂演变成墓志。但这一时期的墓志，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原来的墓碑相近，只是个头体量较小一些。
墓志真正定型则是在南北朝时期。早年出土于山东益都的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公元464年）的《刘怀民墓志》，是现在已知的最早带有“墓志铭”字样的石刻。此石首题、序文、铭文俱全，是后世墓志铭之首见。
在北朝，由于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汉人丧葬习俗中的墓志在北魏上层社会被普遍使用，从而彻底打破了曹魏西晋以来所提倡的薄葬规定，虽说铺张之风再行，但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北魏墓志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形制逐渐固定下来，大多呈正方形、有志有盖，且在行文方面也大致趋于统一。整个北朝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墓志大行于隋唐时期，且以唐代最为繁盛。唐代墓志占现已出土的墓志总数之大部。五代宋元以后，墓志数量有所减少，明清民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存在。
二
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性的文体，一般是在志主卒后，由家人请别人撰写的，也有家人亲自撰写的。更有少数是墓志主自己生前写成的，在其卒后，由家人添加极少量的卒葬时间即可，这被称为自撰墓志铭。高级官员或有大功于国家的人的墓志，则由皇帝指派国家专门机构鸿胪寺负责撰写。官员墓志写好后，通常要由国家相关机构审查把关，不可随意抬升自己的地位。这也就保证了墓志内容的可信程度及史料价值。
墓志铭通常包括首题、序文、铭文三部分。首题相当于标题；序文多用散文撰写，内容包括志主名讳、籍贯、家族世系、历官、事迹、为人处世品行、卒葬时间地点等；铭文部分则是对志主一生的高度概括，主要是对逝者的赞颂和悼念，一般为四言、五言或七言韵文，也有混合而成的。
但也有只有序文而无铭文者，很个别的只有铭文，如2003年出土于偃师首阳山的《北魏慕容纂墓志》（东魏也有《慕容纂墓志》），除首题及末尾两行记述志主名讳、籍贯、下葬时间外，其余全文皆用四字一句的韵文写就。近年出土于洛阳的《元韦国宝墓志》，通篇就是七言诗文。
铭文原本应当是墓志的核心主题，但如今，大家更注重的是序文部分，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可以用来研究家族、姓氏、婚姻、宗教信仰、地理、社会风俗、历史事件等。
三
墓志的大小尺寸，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级别越高尺寸越大，依次递减。它代表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尊卑关系。
但实际情况远远超乎政府的规定，其中原因多种多样。比如远离京城的地区，天高皇帝远，制度的执行力可能就差些；在王朝衰败或局势动荡时，政府无暇顾及，也大大影响了制度的执行。还有，丧家家景殷实，又非官员，政府监管也会松弛些，他们就可能越规制作大尺寸的墓志。
唐代后期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的墓志，边长1.98米、厚0.5米，尺寸位列目前已出土墓志的首位。当考古工作者进入其墓室看到这块大石头时，竟不知道其作何用途，在看到文字后，方知是墓志，都大为吃惊。这种现象就是唐代中后期藩镇割据造成的，唐王朝对尾大不掉的藩镇失去控制力，僭越行为时有发生。
洛阳已出土墓志最大者，当数北宋宰相《富弼墓志》，其边长达1.41米、厚0.3米，全文共计6595字，由著名政治家、宰相、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篆盖。
较之于大个头墓志而言，有些就小得可怜，有的墓志边长只有0.2米左右，更有一些是用砖雕刻而成的。这类小墓志，内容一般仅有一二十字，仅简单记载墓志主名讳、年龄、卒葬时间而已，是直接用利器刻画而成的，制作较为粗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