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说过，墓志的内容和规格是有规定的，但在现已出土的大量墓志中，从内容到形式，存在各式各样的独特或者叫奇特的现象。

一

有一部分墓志是对过去墓志的再利用，就是将原有墓志文字磨去，重新刻字，而原墓志的文字还隐约可见。唐人王建《北邙行》：“谁家碑石文字灭，后人重取书年月。”就是这一现象的写照。可能还有很多墓志也是这样，只是彻底磨掉了原有文字，我们现在已难以发现痕迹。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推测可能有几种原因。第一，在墓志雕刻的过程中，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错误，只好毁掉重来，这一类还不属于利用别人墓志。第二，从卒到葬时间匆忙，来不及去找更合适的石头，就临时拿来救急，也许是出土的前人墓志，也许是别人废弃的石头。第三，家境困难，利用出土墓志或别人废弃的石头，费用会小一些。第四，想借前人的灵气。我曾见过一个州刺史的墓志，也是这样用其他人的，原墓志文字都没磨干净。

二

墓志文一般都是由右向左读，但也有个别的是由左向右读，此类墓志大约占整体的千分之几，也就是说，千方墓志可能有三五方是这样的。

多数墓志的首题是居于整个石面的最右侧（上文提到的这种情况正相反），而有一些墓志的首题是在石头的最上部，如北宋《符寿现墓志》。还有一些，既有通常的首题，又会在石面的最上部再现一个“首题”，如在洛阳出土的北宋《任谠墓志》。而这个上部的“首题”，颇具墓志盖的性质，应属于墓志底、盖合一的特殊形制。因为，具有这类形式的墓志几乎都没有另外的墓志盖；而有独立墓志盖的墓志，也几乎不见这种情况的发生。墓志通常有底、有盖，共同组成一盒完整的墓志，底、盖尺寸大体相当。但也有约半数只有底而无盖。

大致来说，墓志文多是刻于石头正面，但也有两面刻字的，甚至有些是由两块或多块石头共同组成的。有个别的一人两方墓志，一方是首次安葬时所刻的，另一方则是迁葬或合葬时又刻的。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就收藏有隋代王赟的两方墓志。

三

墓志文字布局一般都是事先规划好的，因此，排版出来以后会很规整。但也有一些欠缺规划，刻到最后还剩一些文字而版面已被占满，只好转到石头的背面、侧面，甚至是墓志盖的底部及四周，给人感觉杂乱无章，十分凌乱。有的则是前疏后密，后面的字体变小了许多。也有一些是墓志刻好后，朝廷又予以赠官，更有甚者，文中竟然忘了书写墓志主的名讳，只好补刻于空白处。还有一些是在迁葬、合葬时，在首次埋葬墓志上简单加刻一些必要的文字。后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明显的字体不一，补刻痕迹明显。

在文字布局上，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在遇到如皇帝、志主父祖名讳及对墓志主尊称的“公”“君”等情况时，有的会空一格或多格，以示尊敬。行内称之为“平阙”。有些时候，更多的是清代，遇到皇帝庙号、谥号时，会直接转行，且高出正常文字两个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原本石头就有一些石花或坑洼不平，刻工就跳过，接着刻字。有些人不清楚这种现象，在识文断句时，以为此处有字而泐损。其实此处就无字。

一篇墓志文大多由一个人独立撰写完成。但也有的墓志文明确说，其序文部分与铭文部分是由两个人合作的，甚至还有两个人各自完成一篇铭文，就是说它有一篇序文、两篇铭文。墓志形成的初期，墓志不署作者名，后来逐渐偶有发现署名的，或者在文章里面提及。作者署名大约从唐代中期开始兴起，但也仍然有很多无名氏作品。

四

有一种现象，在古籍文献中几乎没有见过，但在墓志中屡见不鲜。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墓志中，时常见到父子、祖孙、父女同名。照理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最讲礼制，父子同名，岂不乱套！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称呼？而且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于知识家庭和官宦家庭，且当时相当重视家族谱牒的撰修，避家讳得到社会从上到下的提倡。出现这种现象又是基于何种原因呢？

简单说来，这一时期，儒家理论处于低潮，佛教道教大兴，整个社会处于思想大解放时期。这些知识阶层及官宦，为标新立异，并以之来自视高尚，故意为之。还有就是受北方少数民族遗风的影响。洛阳九朝刻石文字博物馆收藏的唐《严挺之墓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明暹夫人严挺之，父亲也叫严挺之，是唐玄宗时的给事中、太府卿、尚书左丞、洛州刺史，两《唐书》有传。

在洛阳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墓志中，有不少志文几乎相同或大致相同者。经比对发现，雷同的墓志文出现的地域、时间非常接近，所以说，应该存在一批职业墓志撰稿人。

古时，众多平民百姓是文盲，因此，衍生出一种职业，就是专门以代人起草状子、书信、墓志之类为生计者，也包括一些有官职或其他固定职业者，他们或有文才或有名气，经常受人之托撰写文章。为了省事，接活后，他们就用过去的底稿，然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基本资料加以修改，即又成为另一篇新文，从而轻易完成任务，拿到一笔润笔费。他们之所以敢大胆这样干，就是因为墓志作为随葬物，是埋于地下的，轻易不会穿帮。这些墓志很少署作者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