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画马名扬国内外，他选择马画之，寓马以深刻含义。中国历来对马寄托着崇敬之情。徐悲鸿对马的艺术创造，与历代马的艺术造型相区别，既不同于秦汉的马，又区别于唐宋之马。徐悲鸿不满足于李公麟和赵孟頫、赵雍父子笔下的马所体现的精神，徐悲鸿的马是写意的，一气呵成的，大笔酣畅，奔放不狂，大胆落墨，细心收拾，既有马的精神刻画又有笔墨情趣，是新时代下马的发展创新。

徐悲鸿的“马”，代表了一个大民族划时代的气概。

徐悲鸿的“马”，在那个时代是号角，是战斗，是不屈服，是威武，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象征。

徐悲鸿的“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艺术象征，是时代的艺术产品。他的马屡次使赈灾义卖画展成功，是因马的意义重大，马唤起正义感、激发民族自豪感，是抗战必胜的感召。在那个民族救亡图存时期，徐悲鸿的马变成了一个民族奋起战斗的最强音。今日之马有如此威力否？何况他在笔墨趣味上，在造型概括写意上，在中国传统绘画的突破上，都是艺术的创新。在经过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考验之后，又有谁能不给予承认？！

徐悲鸿的狮子形象，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一份公费两人花，经济来源经常中断，处在困苦之中时，跑柏林动物园画速写以抗饥饿袭击的情况下创作的。当时他以“狮”为题，画了数幅作品，如《狮吼》《奴隶与狮》等。

徐悲鸿笔下的狮子，不是东方睡狮，而是愤怒的狮子、吼叫的狮子、醒狮、负伤的狮子。东方的雄狮，依然代表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精神。1943年他创作的《群狮》（112.5厘米×215.5厘米）包括四头雄狮、一头雌狮和两头幼狮，这幅作品是他预言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一群生龙活虎的“雄狮”，脚踏“富士山”头，遥望着前方。它原本命名为《会师东京》，“师”与“狮”是谐音，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胜利。而且此图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创作的。这与他1940年创作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一脉相通，实在可歌可赞。这幅作品与徐悲鸿1940年创作的《群马》（109厘米×121厘米）同为神品。这两幅动物画，都是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代表作。

徐悲鸿笔下的雄鸡，也是号召民族觉醒、通报胜利凯歌的艺术象征。它冲破黑暗，风雨无阻，唤来光明。徐悲鸿取雄鸡为题材反复加以表现，符合中国人民视鸡为趋吉辟邪动物的心理。雄鸡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题材，雅俗共赏。无疑，徐悲鸿的雄鸡艺术作品，在国难当头时期，所起的作用是极富战斗力的。

那么徐悲鸿创作的飞鹰、灵鹫、喜鹊、麻雀、鸽子、鹤，甚至牛、鹅、猫和猪，等等，都不是单单地为审美而作，都是赋予了它们积极的意义。如一群麻雀在枝头欢唱曰《晨曲》（1936年），一群小麻雀逆风而飞曰《逆风》（1936年），都是别出心裁的创新，是对胜利的欢呼，比喻人民不怕艰险争取胜利的决心。

总之，徐悲鸿创作的飞禽走兽，大都是他以笔做武器的艺术作品，在抗日战争中起着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