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洛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的国内外文化官员和专家学者，继续围绕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与管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等共同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对话，增进友谊、分享经验，促进合作、谋求发展。各方一致认为，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愿意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深化文化交流，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呵护好宝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因地制宜探索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河南省文物局局长 田凯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十三五”时期国家确定的152处大遗址中，河南涉及22处，数量居全国首位。

这些大遗址主要有5个方面特点：一是相对集中连片，主要分布在洛阳、郑州两大片区，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3条线性大遗址包含了河南大遗址的主体部分。二是时代连续，囊括了我国重要历史时期最主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三是内涵丰富形态多样，有古聚落遗址、古城址、都城遗址、陵墓群、瓷窑遗址等。四是这些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与现代城市形成叠压关系。五是遗址大多属于深埋于地下的土遗址，地上遗址较少，这也给大遗址保护带来了困难和挑战。

近年，河南在大遗址保护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主要包括加强考古发掘研究、深挖大遗址文化内涵、

讲好大遗址故事；逐步完善大遗址保护政策法规体系，高标准推动大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积极争取经费支持，实施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加快遗址博物馆建设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更好满足公众文化需求。在具体实践中，各地还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郑州片区“生态保遗”模式、远离老城建新城的“洛阳模式”、安阳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殷墟模式”等。

保护好大遗址，地方政府的重视是内动力，政策引导是外引力，规划先行是约束力，造福社会是生命力，要坚持以人为本，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保护实践，真正让大遗址文化内涵活起来。

促进社区与文化遗产良性互动

——立陶宛共和国文化部官员 卢卡斯·斯特拉瑟维切斯

考纳斯是立陶宛第二大城市。在1918年至1940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下，考纳斯曾作为立陶宛临时首都。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中心的20年间，考纳斯留下了一批杰出的建筑作品，见证了现代主义和民族浪漫主义独一无二的融合。

如今，随着“2022年考纳斯欧洲文化之都”项目的实施，以及考纳斯现代主义建筑筹备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很多建筑遗产正逐渐恢复生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与当地社区产生了良性互动，而文化遗产正作为催化剂，对解决当地许多社会问题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

比如，自1997年以来，当地举办“考纳斯双展年”艺术节，让闲置遗产建筑重新焕发活力，颇具影响力。再比如，“考纳斯开放档案”是一个针对考纳斯集体记忆的开放平台，城市居民可以自由讲述个人记忆，分享他们的故事，表达环境对自身生活的影响。还有，一个被称为“卷心菜地”的废弃军用地窖经过社区的清理，被用来举办各种展览和研讨会，逐渐成为社区生活的中心，等等。

目前，当地通过一系列活动，重新考量发现考纳斯现代主义建筑的价值，整个社会都已经准备好参与到遗址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活动中，以提升生活品质。

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赵云

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拥有53项世界遗产，其中有36项文化遗产，从时间跨度、空间分布、遗产类型等方面，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全景呈现。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传播，直接拓宽了我国文物保护的视野，在保护实践中，更加注重对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整体保护，更加强调对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尊重，更加提倡以监测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和预防性保护机制。

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我们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创新，尤其在议事协调制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性成果和经验。这些成果和经验在大运河申遗和保护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和发展。

中国政府把文化遗产资源作为重要的公共资源来看待，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被纳入公共行政管理的领域，形成以政府为主、民间力量积极参与的总体格局。目前，44个遗产地政府建立了议事协调制度，统筹协调遗产保护机构、当地政府及建设、旅游等相关部门。

我们遵循规划先行策略，把制定保护管理规划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的首要步骤，尤其针对文物保护单位区划和世界遗产区划，以及相应的管理规定，进行统筹安排和管理。

从2012年起，我国就系统性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目前已经建立起国家总平台和约20个地方平台，形成了集日常监测、年度报告、定期评估、基础数据库、交流共享于一体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

挖掘彰显长城的核心文化价值

——西北大学教授 段清波

长城是中国保存至今最大体量的一个文化遗产。然而，大多数人只了解长城是中华民族抵御外强的象征。长城的价值到底如何体现，是一个巨大挑战。

段清波认为，让中国人民了解长城的价值，仅仅用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去描述去研究远远不够，还要从核心文化价值观的角度去看待它。

自战国以来，12个朝代24个政治实体先后修建了规模不等、长度不同的长城，两千多年来一直横亘在农业和游牧的分界线上，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民族融合，在中国文明演进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方面，长城是汉文明“对立”思维方式的物化表现，是冷兵器时代规模最大、体系最复杂的军事防御体系，古代统治者都幻想以此为农业文明带来安全感。另一方面，长城是汉文明“变通”思维方式的体现，围绕长城所进行的农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博弈，发挥了对内凝聚、对外融合的桥梁作用。

此外，长城地带也是汉文明“规矩”核心文化价值观的集散地，见证了农牧民族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再到精神生活的长期融合之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财富。

本报记者 白云飞 常书香 通讯员 蔡丹 吴迪

（本组照片由记者 李卫超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