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至20日，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市召开。来自海内外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观点碰撞。本报选登部分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有陶范铸造技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刘煜

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迈入青铜时代，铜器的数量、种类、规模比龙山文化晚期都有较大发展，冶铸技术也有跃进式的变化，在中国金属技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商周时期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端赖于二里头时期就已形成的原则、工艺、技法。

二里头时期铜器制作技术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特征，表现为对铜、锡、铅和砷等合金元素的配比与金属器物的功能关系有一定认识。大部分铜器都经铸造而成，兵器、工具中有部分经过热、冷加工。

二里头时期青铜器的成形方法以浑铸为主，目前尚未发现分铸的器物。但此时已经有了陶范铸造技术：按照垂直和水平方向进行分范设计，纹饰的设计沿水平方向展开、在范上制作等。陶范材料具有高粉砂、低黏土、高孔隙率的特点，是用当地黄土淘洗制成的，这种技术为商周时期所承继。因此，可以认为，陶范铸造技术的基本规范和做法，在二里头时期已经形成。

二里头遗址的青铜器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的发现，反映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

> 二里头铜牌饰是夏代建旗制度的有力物证

■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副教授 胡建升

二里头铜牌上的神熊意象直接承传了古老的神话记忆与大传统文化编码，夏代历法直接继承了远古以神熊为符号编码的自然历法。

在出土文献《容成氏》中，夏禹建五方旗，熊旗居中，成为了夏代政治旗帜制度与国家信仰的中心标志符号，也成为夏代政治制度、政治权力与国家形象最为合法、最具权威的神话图像。二里头铜牌饰出土时正好在人体中心的胸腹部位置，也为神熊居中的夏代建旗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图像证据。

在传世文献中，夏代君王具有化熊的记载，体现了夏代君王与神熊有着共同的神话认同，这种神话认同充分体现了远古神熊的神话信仰在夏代君王身份方面的文化记忆与具体表现。

二里头铜牌饰上的神熊意象与夏代历法制度、建旗制度及化熊故事都保留相同文化结构的神话幻想与原型编码，即都依据熊的自然生态与天熊存在来制定现实历法制度、政治制度与礼法制度。二里头铜牌饰为我们重新思考和考辨夏史提供了全新的物质证据。

>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已具王都气象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徐昭峰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面积逾100万平方米，是伊洛地区乃至周边更大区域的中心。二里头遗址已存在东西并列的特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无疑具有了王都的规模和内涵，证明该遗址已具有王都的地位。

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宫殿建筑的布局演变来看，其宫殿区整体南移。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二期进入了全面兴盛时期。从空间布局来看，宫殿区居中，北部为祭祀区，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并形成以此为轴线的聚落布局形态，一直持续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全盛时期的规模。

二里头文化三期，一改二里头文化前期宫殿建筑集中于一处的布局形态，形成东西两个建筑中心。该期在延续二期大的空间结构基础上，最终完善了二里头都城遗址的宫城空间结构。

至二里头文化四期，三期形成的聚落布局和宫殿布局基本未发生大变化，持续着三期以来的繁荣。与考古界之前的认识不同，二里头遗址在其四期并未处于衰落阶段，而是仍然处于繁荣阶段，其性质仍属于都邑。

> 二里头酒礼器开启中原礼制新变革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 豆海锋

二里头时代是中原地区社会组织、礼仪制度、生产技术、器用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代奠定了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基础。

在礼器制度方面，以二里头文化墓葬中特有的酒器作为基本组合形式的用器制度，开启了中原地区礼制的新变革，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影响深远。

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确定二里头文化酒器组合的演变特征，从等级、技术、使用程序等方面解析二里头遗址中酒器组合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过程；也能从微观层面探讨二里头文化所见酒礼器产生与发展的动因。通过对鬶、盉、爵、觚、斝等器形态和功能分析可以看出，此类酒器是在继承本地已有器形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而产生的；以酒器随葬并赋予“礼仪”的功能则是对“东方”地区礼制传统的借鉴与吸收。从宏观区域互动角度对二里头文化酒礼器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具有秩序性、等级性的酒礼器对中原以外地区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本报记者 孟山/文 本报记者 刘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