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代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后代学者了解上古历史、文字、书法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商代青铜器上铭文较少，而重视外在器型的装饰，器表常常有繁复雕饰的兽面纹，也有立体写实的动物造型，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尊”是祭祀用的盛酒容器，凸出四个立体羊头，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制作陶“模”陶“范”与翻铸成青铜器的技术过程繁复精细，是青铜工艺中的极品。

青铜器在西周时代逐渐放弃外在华丽繁复的装饰，礼器外在器表变得朴素单纯，如被称为台北“故宫”“镇馆之宝”的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散氏盘”，器表只有简单的环带纹或一圈弦纹，从视觉造型的华丽讲究来看，其实远不如商代青铜器造型的多彩多姿与神秘充满幻想的创造力。

“毛公鼎”“散氏盘”被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不是因为青铜工艺之美，而是因为容器内部镌刻有长篇铭文。

“毛公鼎”有500字铭文，“散氏盘”有350字铭文；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有290字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有291字铭文。这些西周青铜礼器都是因为长篇铭文而著名。西周以后，文字在历史里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图像，文字成为主导历史的主流符号。

清代金石学学者收藏青铜器，也以铭文多少判断价值高下，纯粹是为了史料的价值。许多造型特殊、技巧繁难、在青铜艺术上有典范性的商代作品，像“四羊方尊”“人虎卣”反而被忽略，流入了欧美收藏界。

西周青铜器铭文已经具备严格确定的文字结构和书写规格，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书写行气，字与字的方正结构，行路间有阳文线条间隔，书法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

从西周康王时代的“大盂鼎”，到孝王时代的“大克鼎”，到宣王时代的“毛公鼎”，3件青铜铭文恰好代表西周早、中、晚3个时期的书风，也是书法史上所谓“大篆”的典范。

西周的文字不仅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唐代也发现了西周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的《石鼓歌》是名作，正反映了唐代文人见到石鼓的欣喜若狂。

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对韩愈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相较之下，使他对当时流行的王羲之书体表现了轻微的嘲讽：“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唐代在陕西发现的石鼓文，当时被认为是西周宣王的“猎碣”，也就是赞颂君王行猎的诗歌。只是经过近代学者考证，这位行猎的君王不是周宣王，而是秦文公或秦穆公。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而小篆一直被认为是秦丞相李斯依据西周大篆所创立的代表秦代宫廷正体文字的新书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李斯撰写的《峄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