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事实方面来考察，在中日甲午战前或战争过程中，尚未形成帝党。理由有三：

其一，作为帝党旗帜的光绪帝尚未确立起树党自固的权威。

1875年1月，同治帝因病而死，慈禧太后命将醇亲王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抱入宫中，立为皇帝以后，对其“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断言，光绪帝于亲政的1889年以前，非但不敢而且也不可能树党以自固。回顾清朝历史，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每个新皇帝登基，军机处都要进行大改组。然而光绪帝登基或亲政后，却没有进行这种权力中枢的大调整。由此可见，此时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发生任何权力的矛盾。

其二，任何政治派系，都不可能孤立存在，它必然要与激烈的社会矛盾、民族危机、政局变化等密切相连。自光绪帝亲政至甲午战争前，尚无足以促发清统治集团分化为帝、后两党派系的外在条件。

其三，甲午战争前后，的确有不少台谏词垣的御史言官、翰林学士等上书，猛烈抨击李鸿章（李被许多人视为后党的中坚）“一味因循玩误”，“观望迁延，寸筹莫展”， 请求光绪帝对日本“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同时严令李鸿章“为先发制人之举”。但是这些并不能如有人所说，此时已形成帝党，帝党主战，并与主和的后党针锋相对。

要想讲清甲午战争期间是否已经形成帝、后两党，必须首先弄清楚后党是何时形成的。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后，开始以与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形式掌握清王朝的最高权力。但那时，她的权力地位并不巩固，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慈安太后及恭亲王奕的约束与限制。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慈禧太后虽仍力图在幕后操纵，但碍于已撤帘归政的体制，尚不便过分把持，更不可能大力培植私党。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的病死，虽使慈禧太后再次以垂帘听政的形式掌握了清廷的最高权力，但她仍要受到慈安太后及奕的制约，不能为所欲为。

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暴病”而亡，两宫共同垂帘变为慈禧太后一人垂帘。从此，“慈禧可以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政权尽归西宫”。经过数年的专制统治，慈禧太后的地位得到极大的巩固。

1884年，慈禧太后罢斥了恭亲王奕，个人的权力与地位得到了空前巩固。在其后的数年内，无论是政治上的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大都依傍于慈禧太后，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党较帝党之先形成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后党”，是在与帝党相对应基础上的后党。如前所述，既然在甲午战争以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尚未发生政见分歧、权力冲突，尚未形成帝党，那么，与帝党对应意义上的后党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或是从严格意义上说，后党也应是形成于甲午战争的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