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除新密黄寨牛骨刻辞外是否还发现纪事文字？夏代是否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这些都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方城县八里桥遗址器物上发现的刻画符号和卜骨文字，对研究姒（sì）姓曾国始封地及夏代文字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八里桥陶盆残片刻画符号释读
八里桥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大型聚落，被认为是“中华曾氏族根地”。特别是春秋时期曾子斿（yóu）铜鼎铭文“惠于剌（烈）曲”中的“烈曲”，指的就是姒姓曾国始封国君“曲烈”。特别重要的是，八里桥遗址出土的两件陶盆残片上，均刻有“曲钩形”符号。这是探讨八里桥遗址族属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 陶盆残片“曲钩形”符号的释读
两件陶盆残片上刻画的“曲钩形”符号，原报告未作释读。其实，它们都应当是“曲”字的初文。“曲”，《说文·曰部》谓：“象器曲受物之形。”《说文·句部》曰：“钩，曲也。”《玉篇·曲部》曰：“曲，不直也。”这说明“曲”字的构形，当如“钩形”曲折的样子。
每个汉字的构形，都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兹将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战国竹简、汉魏碑刻和《说文》古文中“曲”字的构形，依其演变过程，大体分为四种形态。（如右图）
第一型呈实钩形，见于商代晚期的丁曲爵。第二型呈虚笔中空状，仅刻画出“钩形”的周沿，见于商代晚期的曲父丁爵、战国时期的郭店六德简、汉无极山碑和《说文》古文。这种字体是由实笔演变为虚笔中空的例子，在古文字中屡见不鲜，例如王、吉、丁、步、山、咸等字。第三型呈虚笔带缀饰状，是在虚笔中添加点缀，见于殷墟甲骨文、商代晚期的曲父丁爵诸器，意在增加文字的美感，例如周、每、诲、熏等字是其例。第四型呈虚笔弯曲带缀饰状，乃是云梦秦简和《说文》篆文中常见“曲”字小篆体的形状。八里桥发现的这两个“曲钩形”符号，与丁曲爵“曲”字“实钩形”的构形相同，乃是“曲”字的最初形态。由此可见“曲”字发展演变的大体历程。
■ 陶盆残片“曲”字的寓意
在我国古代自裴李岗文化以来乃至商周时期的器物上，常见刻画一个符号（或单字）的现象。这些独立存在的刻画符号（或单字），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用途和归属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它是中华先民“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也是一种特殊的纪事文字。
陶甑（zèng）是蒸食物的炊器，下部为鼎，上部常用底部有镂孔的陶盆合体而成。这种炊器在仰韶文化以来的器物里屡见不鲜。八里桥发现的陶甑为“在盆或罐底部镂圆形气空而成。夹砂黑陶，平折沿方唇，口沿下饰三道弦纹和一对鸡冠耳，斜弧腹上饰6号绳纹，平底上有直径1.2厘米的箅孔”。因此，这两件刻有“曲”字的陶片，可能都是陶甑上部陶盆的残片。
在古文中，“曲”、甑的含义相通，“曲”与盆的用途相符合。因此，“曲”字可以作为陶甑、陶盆的象征和标识。
■ 陶盆残片“曲”字与姒姓曾国
《世本·氏姓篇》载：“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曲烈”，曾子斿鼎铭文作“烈曲”。这说明“曲烈”应是姒姓曾国始祖的名号。
“曲烈”与“曾”的含义相连。“曾”、烝义通。《诗·豳风·东山》“烝在桑野”，马瑞辰传笺通释：“烝，为曾之借字。”是其佐证。因“曲”与甑的含义相通，而“烈”、曾的含义亦相通。《说文·瓦部》“甑，甗也”，段玉裁注：“甑所以炊烝米为饭者。”“烈”，《说文·火部》谓：“火猛也。”《诗·大雅·生民》“载燔载烈”，郑玄笺：“烈之言烂也。”《诗·郑风·大叔于田》“火烈具举”，孔颖达疏：“烂熟谓之烈。”这说明“曲”“烈”都有使食物柔软、烂熟的意思，而“曲”有可能是“曲烈”的简称。因此，姒姓曾国的始祖本名为“曾”，而“曲烈”是其字号，犹如“帝尧者，放勋”“夏禹，名曰文命”。这些帝王均为一名一字，可资佐证。
由此可见，八里桥遗址陶盆残片“曲”字的发现，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始祖号“曲烈”，而且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2 八里桥陶且刻画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的另一件陶器，呈不规则圆柱状，在其腰间有两个刻画文字。该器原报告名为“残陶器”，从其形状判断，可能是陶且（祖）的残器。
李维明先生将这则陶文释为“王人”二字。我们仔细观察，陶且腰间左侧刻画的字与甲骨文“禾”字构形相似，当是“禾”字。右侧的字，如李维明先生所释，当是“人”字。因此，这件陶且上“刻画”的当是“禾人”两字。
陶且在仰韶文化以来的远古器物里常有发现。“且”同祖。《诗·大雅·生民序》“生民，尊祖也”，孔颖达疏：“祖者，始也，己之从始也。”《庄子·大宗师》“不忘其所始”，成玄英疏：“始，生也。”这说明“祖”有始生之义。
“禾”亦有生义。《诗·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孔颖达疏：“苗生既秀谓之禾。”《公羊传·庄公七年》“而后言无苗”，何休注：“生曰苗，秀曰禾。”《淮南子·地形训》“禾春生秋死”，高诱注：“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可见“禾人”当是生人的意思，正与陶且的用途相符合。因此，“禾人”两字当是陶且的标识。
“禾”，通作和。《尚书·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孔颖达疏：“禾者，和也。”《礼记·礼运》“以和夫妇”，孔颖达疏：“夫妇异姓，故言和，谓亲迎合卺之事。”《庄子·寓言》“和以天倪”，成玄英疏：“和，合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两者不和”，王冰注：“和，谓和合。”夫妇和合而生子女。说明“禾”亦有“生长”“和合”之义。
由此可见，“禾人”二字，当是陶且名义和用途的象征，应属纪事文字的范畴。
3 八里桥卜骨文字释读
八里桥遗址发现的一件羊肩胛骨卜骨，未经修治，在其“下部正中刻有上下两个小字”。李维明先生认为：“羊肩胛骨上出现上下两个字，似为‘乙乙’。《说文解字》14下乙部有‘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阴气尚强其出乙乙也。’不知这一甲骨刻辞内容是否与气象有关？”这则卜骨刻辞上下两字，均与甲骨文“乙”字的构形相类似，确为“乙乙”二字。
那么，卜辞“乙乙”的含义是什么？《史记·律书》载：“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释名·释天》说：“乙，轧也。”《集韵·迄韵》：“乙，象春艸木冤曲，其出乙乙也。”《文选·陆机〈文赋〉》“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难出之貌。”《谷梁传·襄公十九年》“轧辞也”，范宁注：“轧，委曲。”因此，这则卜辞的大意是：事情进展艰难委曲吗？
由此可见，这件卜骨上的刻辞应是夏代曾国贵族占卜的真实记录。
方城八里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陶盆残片、陶且（祖）和卜骨上的刻画符号，是目前所知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内容最丰富、最为重要的文字资料。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器物上，至今尚未发现“连字组成”的纪事文字，致使有的学者对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代文化遗存产生疑虑。八里桥遗址出土的这四件内容较为丰富的文字资料，不但证明史书和春秋金文所说姒姓曾国的始祖号“曲烈”，也说明这处遗址正是姒姓曾国的始封地。同时，这里发现的两件卜骨上的纪事文字，与新密黄寨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纪事文字，共同填补了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尚未发现纪事文字的空缺，从而证明了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录的信史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