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偃师二里头遗址相继出土3件形制奇特、工艺精湛的绿松石铜牌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文谨就这些铜牌饰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神徽”的相关问题，略作说明。

1 考古发现和传世的绿松石铜牌饰

1981年，在二里头遗址圪垱头西北清理的4号墓里出土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呈长圆形，长14.2厘米，宽9.8厘米。中间呈弧状束腰，近似鞋底形，两侧各有二穿孔纽。凸面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排列成兽面纹。凹面附着有麻布纹。”（图②）这件铜牌饰出土时放在墓主人胸前略偏左侧的地方。

1984年，在二里头四期的11号墓里，又发现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出土时也是放在墓主人的胸前，形制与1981年出土的相类同，长16.5厘米，宽11厘米。（图①）

1987年，在二里头四期57号墓里也出土1件兽面纹绿松石铜牌饰，形制、大小与1981年出土的1件大体相同。

这3件绿松石铜牌饰形制奇特、纹饰精美，很快引起学者的关注。其实，这种铜牌饰在以往的著录里已有发现，可惜大都流散海外，目前共集录有16件。一般认为，流散海外的绿松石铜牌饰，都应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物，有的可能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李学勤先生将这种铜牌饰称之为“二里头文化的饕（tāo）餮（tiè）纹铜饰”，受到学术界的赞赏。

2 绿松石铜牌饰与饕餮纹“神徽”

人类绘制的各种流行性图像，大都具有特定的思想蕴涵。二里头文化饕餮纹铜牌饰的寓意是什么？它的文化渊源在哪里？若要澄清这些问题，还得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神徽”谈起。

■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本为“饕餮纹”

在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玉璜等器物上，屡见有雕刻精美的兽面纹“神徽”。其中，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玉琮上的“神徽”最具代表性。（图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当为“饕餮纹”。有学者还对这些“饕餮纹”的不同形式及其演变，进行考古类型学的划分。这些有益见解，得到学术界的赞同。后来，学者便把商周青铜器上面目狰狞的“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

■兽面纹“神徽”的“猪母题”图像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都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面形似猪首，睅目圆睁，口中有一对巨型獠牙。上方图像的上部，是表示天盖形状的符号。天盖下面是一张斗形方脸，其睅目和鼻子都与其下的猪形面孔别无二致。因此，这种“神徽”实际上应是“以猪为母题的图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图像早在河姆渡文化陶钵的“猪形图像”中已见端倪。

■兽面纹“神徽”与帝俊伏羲氏

中国古代的神灵大都是祖先神的化身。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先民便已将自然界的至上神灵人格化。这个被人格化的至上神灵便是帝俊伏羲氏的化身。

我们赞同这种推断，主要因为以下原因。一是良渚文化玉器“神徽”和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器物上所见“饕餮纹”的形态，大都憨厚威猛，口部平齐，獠牙锋利，正与野猪的形象相类同。二是饕餮“贪食”的记录与野猪的秉性相同。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七说：“盖饕餮本贪食之名，故其字从食，因谓贪得无厌者为饕餮耳。”三是体形硕大的猪名“豨（xī）”，与伏羲氏的名称相同。四是古史记载说明，帝俊与伏羲氏本是一人。由此可见，饕餮纹“神徽”本是中华先民将大形野猪的变体神圣化，来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氏化身的结果。

3 绿松石铜牌饰与龙凤图腾

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饕餮纹“神徽”，大都显得威猛粗犷、面目狰狞，野猪“母题”的蕴涵清晰可见。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铜牌饰，却显得抽象柔和，含蓄内敛，其“母题”蕴涵颇显神秘。但若仔细观察，这些铜牌饰可分为“梭形眼”和“圆形眼”两大类别，都应是龙凤图腾的变体。

■“梭形眼”类铜牌饰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类同

“梭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因有醒目的“蛇首”，故被称之为“龙图像”。因为这类铜牌饰和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都与伏羲氏“蛇身”的形象相符合。所以，它们都应是天神伏羲氏的具体象征。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虁身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圆形眼”类铜牌饰与凤鸟图像

“圆形眼”类铜牌饰的面部，酷似一只正视的猫头鹰。要澄清这种“鹰”类牌饰的思想蕴涵，还得从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及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常见的玉鹰饰谈起。这使我们联想到太阳神“踆鸟”的故事。

《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帝俊之妻，是生十日。”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创世神话有“日月俊生”的记录。这说明天神帝俊乃是太阳的父亲，也就是执掌太阳的至上神灵。

《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墨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论衡·说日》也说：“日中有三足乌。”这说明“三足乌”是负载太阳运行天际的神鸟。考古发现仰韶文化的“金乌负日”图案，就是“三足乌”负载太阳运行的图像。这里所说的“三足乌”实际就是指“踆鸟”。

良渚文化玉璧上站立的“神鸟”，当为“踆鸟”，也就是太阳神帝俊的化身。商周时期常见的兽首凤鸟饕餮纹，就是从这种图像演变而来的。

■史前器物上的玉鹰图像

河姆渡文化牙雕器上的“双鸟夹日”图形、赵宝沟文化的“金鸡报晓图”和大汶口文化的玉雕凤鸟，均为钩喙、长尾，学者多称之为“鹰”。凡“鹰”类鸟都属于猛禽，那么，神话中的“凤鸟”为什么会呈现“鹰”的形象？

史前器物上常见有鹰类图像，当属鸷鸟的范畴。《诗·大雅·大明》说：“时维鹰扬。”郑笺：“鹰，鸷鸟也。”《楚辞·离骚》载：“鸷鸟之不群兮。”王逸注：“鸷，执也。谓能执伏众鸟，鹰鹯之类也，以喻中正。”“中正”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涵，这就是远古先民产生鸷鹰崇拜习俗的原因。

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和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大都刻铸在玉器或青铜礼器上面，如同装饰性图案。而二里头绿松石铜牌饰小巧玲珑、制作精美，上有穿孔，出土时置于死者腰部，显然是一种佩带型饰品。这些铜牌饰的图形，上承良渚文化兽面纹“神徽”，下启商周时期的饕餮纹图案，实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帝俊伏羲氏的象征，故可称之为“华夏神徽”。

由此可见，二里头铜牌饰与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玉猪龙和玉凤鸟的性质相同，应是夏王朝贵族（或巫师）进行祭典时佩带的法器，也是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