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义军至霸上（咸阳东军事要地），秦王子婴投降。十一月，刘邦召集诸县父老、豪杰，谓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众官吏和百姓照旧安定不动。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乃使人与秦官吏行县、乡、邑，告逾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群雄逐鹿贵在“顺民意、得民心”，刘邦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就说到做到，赢了个“满堂彩”，他后来能够战胜项羽得天下，这段叙述可谓鲜明注脚。春秋时，齐灵公喜欢宫中妇女穿男子服装，全国的妇女都跟着模仿，灵公让官吏禁止却禁止不住，问国相晏婴：“不止者，何也？”晏婴答曰：“您在宫内让妇女穿男子服装，却禁止宫外妇女穿，这如同在门口挂的是牛头，在里面卖的是马肉一样。您不让宫内妇女穿男子服装，宫外妇女就没人敢穿了。”灵公曰：“善。”于是禁止宫内妇女穿男子服装，结果“不逾月，而国莫之服”。百姓是最讲实际的，执政者做一件福佑百姓的实事，比说一百句漂亮的空话都管用，“听其言，观其行”是也。

司马光是倡导这一思想的，他在《资治通鉴》中反复引用这类史实，以忠告各级执政者。

东汉章帝刘炟初年，马太后垂帘听政，发布了一系列倡导节俭、禁止奢侈的诏令，但收效甚微。章帝之舅、卫尉马廖发现其症结是皇宫乃至京城没有行动，致使政令难以施行，于是上疏陈其弊端：“百姓从行不从言也。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朝廷颁布制度推行不下去，或许是官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师。”大司空第五伦亦上疏曰：“诸王、公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马太后深然之，从宫中做起，示范京城，全国面貌很快焕然一新，节俭成为时尚。

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隋炀帝被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缢杀，割据东都洛阳的江都通守王世充拥立炀帝之孙杨侗为帝，后又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王世充为收揽民心，在太尉府门外竖立三块牌子：一块牌子招求有文学才识的人，一块牌子招求有武勇智略的人，一块牌子招求遭受冤屈的人。于是，每天都有数百人上书陈事，王世充都亲自接见，亲自阅文，殷勤慰问，人人自喜，以为王世充会言听计从。然而，王世充什么实事也没做，甚至于士兵仆役都用好话取悦，但没给他们任何恩惠；并“峻其法，一人亡叛，举家无少长就戮，父子、兄弟、夫妇许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为保，有举家亡者，四邻不觉，皆坐诛”。王世充如此“挂牛头，卖马肉”欺蒙百姓，终至人心丧尽，众叛亲离，不得已向李世民投降，后被仇家所杀。

“百姓从行不从言”，这句话应该成为执政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