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1版:人文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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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20日 星期

二里头刻画符号与物象文字
□蔡运章
二里头陶尊上的“一”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二”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三”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六”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八”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五”形符号
二里头陶尊上的“酉”形符号
二里头陶盆上的“鱼形纹”
郑窑陶罐上的“日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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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常见的刻画符号,大都独立存在。怎么解读这些刻画符号的含义和用途?这仍是困惑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谨就这些刻画符号与物象文字的相关问题,略做讨论。

01 二里头刻画符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标记”

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刻画的是略为复杂的动物、器物形象,偏于写实象形;另一类多是用1—5笔纵、横线条刻画形成,相对简单,偏于抽象。

第一类“形象有龙、鸟、鱼、乌龟、蛇及其他不明动物形象,多为容器烧制之前刻画形成”,第二类“符号多见于大口尊的口沿内壁”,“均为烧成之后以锐器刻画形成”。其中,“有些应起着标记的作用”,“有些很可能就是早期文字”。

我们赞同这些刻画符号就是“早期文字”的判断,但他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标记”。然而,如何证明他们就是中国的“早期文字”,这仍是个有待讨论的重要问题。

02 二里头刻画符号大都属于物象文字范畴

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者,物象之本。”我国远古器物上刻画的“图象”,其含义大都与其载体的名义和用途相符合,可称之为物象文字(即标识文字)。这种原始的纪事文字,大都刻画在祭祀神灵的礼器上,充当着人神沟通的媒介,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共有30多种,大都属于物象文字的范畴。兹略举数例,予以说明。

■二里头陶尊上的“一”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IVH60:45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内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一”字相同,故当释为“一”字。

中华先民盛行天神崇拜的社会习俗。陶尊是祭祀天神的礼器。古代帝王在四时祭典时,都要使用“尊”来祭祀神灵。

“一”是天体和太阳的象征。《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天一,地二,人三。”《素问·三部九候论》说:“一者天。”张志聪集注:“一者,奇也,阳也,故应天。”《大戴礼记·易本命》载:“一主日。”这说明“一”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一”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二”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T2010③:20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二”字相同,当释为“二”字。

“二”有“天地相承”之义。《说文·二部》:“二,地之数也。”《说苑·辨物》载:“二者,阴阳之数也。”这说明“二”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二”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三”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T201③:2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三”字相同,当释为“三”字。

“三”是“心宿”的象征。《诗·召南·小星》:“三五在东。”毛传:“三,心。”《大戴礼记·夏小正传》:“大火者,心也。”“心”即东方七宿中的心宿,也被称为天王星。这说明“三”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三”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五”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尊口沿的外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五”字相同,当释为“五”字。

“五”是“天位”的象征。《周易·贲·彖传》“天文也”集解引虞翻说曰:“五,天位。”《周易·大畜·彖传》“应乎天也”集解引京房说曰:“五,天位。”这说明“五”的含义与陶尊用途相符合。

因此,“五”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六”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六”字相同,当释为“六”字。

“六”有“天地之中”和“禽鹿”的含义。《国语·周语下》:“夫六,中之色。也”韦昭注:“六者,天地之中。”《大戴礼记·易本命》载:“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禽鹿”是祭祀神灵的牺牲。这说明“六”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六”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八”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ⅤⅢT14④C:1号大口陶尊的口沿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八”字相同,故当释为“八”字。

“八”是“风”的象征。据《大戴礼记·易本命》记载:“八主风。”蔡邕《独断》卷上说:“八者,象八风,所以风化天下也。”《周易·小畜·象传》“风行天上”集解引《九家易》曰:“风者,天之命令也。”《淮南子·天文训》载:“天之偏气,怒者为风。”这说明“八”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八”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十”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编为ⅡH202:14号陶尊腹部,刻有“十”形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甲”字相同,当是“甲”字。

“甲”是“日”的象征。《周易·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集解引马融曰:“甲为十日之首。”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一说:“甲者,日之初也。”这说明“甲”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甲”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箭镞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VH52:4号大口陶尊口沿内壁和81YLIⅤH81:1号陶尊口沿上,分别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矢”字相类,故当是“矢”字初文。

“矢”有“陈放牲体”之义。《尔雅·释诂上》:“矢,陈也。”“矢”,通作肆。《山海经·中山经》:“其祠皆肆瘗。”郭璞注:“肆,陈之也。陈牲玉而后埋藏之。”《周礼·春官·典瑞》:“以肆先王。”郑玄注:“肆,解牲体以祭,因以为名。”这说明“矢”的含义与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矢”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酉”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2005VT114④:1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外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甲骨文和金文“酉”字相似,当是“酉”字。

陶尊是盛酒礼器。《说文·酋部》:“尊,酒器也。”“酉”本是“酒”字的古文。《周礼·天官·酒正》“二曰医”孙诒让正义:“酉即酒也。”王筠《说文句读·酉部》:“酉,乃古酒字。”这说明“酉”的含义与酒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酉”可以作为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尊上的“封”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被编为IVT8③:7号大口陶尊口沿的内壁上,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罍上刻画的“封”字及周初康侯封鼎“封”字相类同,故当是“封”字初文。

陶罍是祭天的礼器。中国古代有封土为坛、燔柴祭天的社会习俗。《周礼·春官·肆师》“类造上帝,封于大神。”郑玄注:“封,谓坛也。”“封于大神”就是聚土为坛以祭土地、方岳等神灵之义。《史记·封禅书》“封禅书第六”《正义》:“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后汉书·祭祀志下》载:“封者,谓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代兴成功也。”“柴祭告天”就是燔柴祭天之义。可见“封”字的含义与陶罍的用途正相符合。

“罍”,通作震,有木义。“封”字本为“封土为坛,柴祭告天”之义。中国古代所谓“柴祭告天”就是焚烧木柴,使其升烟以祭天的典礼。可见“封”字的含义与陶罍的名义正相符合。

因此,“封”字可以作为陶罍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盆上的“鱼形纹”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鱼形纹多见于敞口盆的内壁上端,少量见于大口尊的内壁上端”,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鱼”字相同,当是“鱼”的象形字。

陶盆、陶尊属盛水礼器,为古代祭祀天神时常用礼器。“鱼”属阴性祭品。《说文·鱼部》:“鱼,水虫也。象形。”《周易·中孚》载:“中孚,豚鱼吉。”《礼记·昏义》也说:“教成祭之,牲用鱼。”郑玄注:“鱼,水物阴类也。”这说明“鱼”属阴性祭品,与陶盆、陶尊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鱼”可以作为陶盆、陶尊的象征和标识。

■二里头陶罐上的“卜”形符号

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陶罐的腹部,刻画有一个符号,因其构形与殷墟甲骨文“卜”字相同,当释为“卜”字。

陶罐本属缶类祭天的礼器。“卜”有赐与、孝养之义。《尔雅·释诂下》:“卜,予也。”郭璞注:“卜,赐与也。”“卜”“报”义通。《古书疑义举例》说:“卜尔之卜亦当训为报,卜尔者,报尔也。”《荀子·法行》:“有亲不能报。”杨倞注:“报,孝养也。”这说明“卜”字的含义与陶罐的用途相符合。

因此,“卜”字可以作为陶罐的象征和标识。

■郑窑遗址出土陶罐上的“日出图”

20世纪80年代初,河南渑池郑窑遗址出土二里头文化残陶罐上刻画的“日出图”,引起学者的关注。

在这件残陶罐肩部刻画的“日出图”像,画中央上部“用重圈纹表太阳”,两侧画云气纹,下面画火焰状的云气纹,两侧为由红光折射的彩霞,表示“旭日跳出地面的时的景象”。其构图和意境与大汶口文化陶罍上刻画的“旦”字相类同。《说文·日部》:“旦,明也。”徐锴系传:“日出于地也。”《公羊传·哀公十三年》何休注:“旦,日方出。”这说明“旦”字本是表示太阳刚从地面升起的意思。故这幅“日出图”当是“旦”的象形字。

“罍”,通作震。《别雅》卷一说:“雷,罍也。”《国语·晋语四》载:“震,雷也。”《周易·说卦传》:“震,东方也。”《白虎通义·情势》说:“东方者,阳也。”《淮南子·天文训》说:“日者,阳之主也。”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可见“旦”字含义与陶罍的名义相符合。

因此,“旦”字可以作为陶罐的象征和标识。

03 二里头刻画符号的发现和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二里头文化刻画符号的讨论,大体可以得出三点基本认识:

一是二里头文化器物上的刻画符号,大都独立存在,不与其他符号相连属,也应属于物象文字的范畴。二是这些刻画符号可以分为两大类,“偏于写实”的动物、植物、器具和自然现象的象形类符号,属于数字、干支等“偏于抽象”的会意类符号,前者属于象形文字,后者则属于会意文字。三是这些符号多刻画在陶尊及陶罐、陶盆类礼器上,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器物上刻画符号的发现和解读,对研究夏代的文化面貌及我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配图均由蔡运章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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