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可能也就是个二流诗人。中年之后的他饱尝了战乱的颠沛流离，目睹了“路有冻死骨”的人间惨象，百姓的苦难凝成了诗的珍珠，也成就了杜甫的伟大。因为他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个人的悲欢和民族的悲欢融为了一体，所以在写自己的情感，也是在写民族的痛苦、悲切、焦虑和期盼。“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首《春望》被人称为“第一等好诗”。

和大悲相比，杜甫的大喜同样和家国连在一起。“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老杜，你真的很少有这样快乐的时刻，也很少有这样快乐的诗歌。无论是大悲，还是大喜，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这就是你的伟大之处吧。

其实杜甫还有一首并不出名的诗歌，却让人深深感动，那是他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给亲戚写的一封书信。杜甫住的草堂边有棵枣树，住在西边的邻居是一个年老的寡妇。每年枣子熟了后邻居经常来打枣子充饥，而杜甫一家也像没有看到一样。可当杜甫把草堂借给姓吴的亲戚后，这个吴老弟一来就用篱笆把枣树围了起来，老太太打不着枣子就来找杜甫诉苦。在诗里，杜甫苦口婆心劝这个亲戚不要和老人一般见识，不要禁止她打枣，而是应该亲自帮她打枣。为了让亲戚便于接受，杜甫又自降身份用了《又呈吴郎》这样的敬语。

从年轻时只关心“万里可横行”的胡马、苍鹰，中晚年更多同情离群索居的“孤雁”“病马”，到晚年关心打不到枣子而忍饥挨饿的邻居老弱，还为天下寒士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不仅是对人生苦难的承受，更超越了早年的英雄主义激情，超越了早年的桀骜不驯。

如果说李白一生都困在政治上想建功立业和精神上想彻底自由的矛盾中，那么杜甫就是用苦难和宽容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丰碑。唯有这样才能成为诗圣，写的诗才能称之为诗史，因为他以小我成就了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