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已控制东晋朝政的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刘裕北伐，攻占了洛阳、长安。此时刘裕阴谋篡夺东晋天下，无心继续进取，返回建康时委任征虏将军王镇恶镇守关中，但又猜忌其深得中原民心（王镇恶之父王猛曾为前秦丞相），密谓中兵参军沈田子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王镇恶）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沈田子曾与王镇恶争功不睦，于是借机诱以饮宴“斩之幕下”，北伐成果亦得而复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抨击刘裕：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

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往往伴随着血腥，臣子功名过盛必然会受到君王猜忌，能够全身而退者寥寥。春秋末吴越争霸，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入吴为质，卧薪尝胆，志在复仇，上将军范蠡随行，大夫文种留守；后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亡吴国，吴王夫差自杀。这时范蠡辞官泛舟五湖（太湖），临行告诫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文种犹豫不决，结果被勾践“赐剑自杀”。

这类史实反映了封建帝王刻薄残忍的自私本性。《资治通鉴》这方面的记载，让人读之如鲠在喉，不胜感慨！

南朝宋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修公檀道济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文帝刘义隆“久疾不愈”，以为“宫车一日晏驾，道济不复可制”，于是以“规肆祸心”罪名逮捕檀道济，“并其子十一人诛之”。檀道济被捕时，“愤怒，目光如炬，脱帻（头巾）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把军队喻为国家长城自此始）（北）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孝文帝南征，兵锋直达瓜步（今南京市东南瓜埠山），“声言欲渡江”。刘义隆登建康城，遥望北魏兵马强壮，肝胆俱裂，叹息道：“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突厥可汗（部落首领）至长安，炀帝“欲夸示突厥，令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又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太常卿高颎（文帝时为宰相）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北周宣帝宇文赟）以好乐而亡，殷鉴不远，安可复尔！”又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突厥）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高颎执掌朝政近二十年，“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竭诚尽节，进引贞良；朝野推服，海内富庶，颎之力也”。然而炀帝猜忌高颎深孚众望，以诽谤朝政罪杀害，“天下莫不伤之”。高颎一身系天下之安危，高颎死，标志着隋王朝已名存实亡。

封建帝王如此残忍当然应当受到谴责，但另一方面，当臣子的权势达到不可遏制时，改朝换代就成为必然，谁不想当皇帝呢！以南朝为例，刘裕篡夺东晋天下建立刘宋政权，萧道成篡夺刘宋天下建立萧齐政权，萧衍篡夺萧齐天下建立萧梁政权，陈霸先篡夺萧梁天下建立陈陈政权。这是封建社会自身永远解不开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