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十一月，辛巳（二十八日），京都洛阳地震，桓帝刘志“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人崔实著有《政论》，其辞曰：“凡为天下者，严之则治，宽之则乱。汉文帝虽然废除了肉刑，但将砍掉右脚趾的改为斩首，受笞刑的也往往鞭打至死。所以，汉文帝是用严而非宽的办法实现了天下太平。”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驳斥崔实这种言论：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崔实的言论只强调刑罚要严，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刑罚倚宽倚严，是执法过程中永远存在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应以慈悲为怀，但刑罚过宽，对违法犯罪就起不到震慑作用；刑罚过严，就会出现轻罪重罚的弊端。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宽严适度，这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需要执政者根据社会现状，宽则严之，严则宽之，及时调整刑罚宽严限度，使社会始终处在“政是以和”的环境中，不可偏颇走极端。

打开中国历史的浩瀚篇章，会发现能做到这一点的封建帝王将相很少，其中汉章帝刘炟“宽施刑罚”和诸葛亮“铁腕治蜀”，是最成功的范例。

东汉建初二年（公元77年），十二月，忠厚长者第五伦任大司空之职。此时，国家法律沿袭西汉武帝时刑罚严苛的制度，历经200余年不改。第五伦是从平民擢升为“三公”的，他天性耿直，却知道刑罚严苛给底层百姓造成的苦难，因此上疏章帝刘炟表示：“光武帝继承王莽以后的局面，为政多采用严厉手段，后代沿袭成为风气。各郡所举荐的人多属庸官，绝少宽宏博学之才，陈留县令刘豫和冠军县令驷协，施政刻薄，务求严苛，然而舆论认为他们有魄力，这是违反天意的。应对刘豫、驷协加以惩处，并谴责保举他们的人。我阅读史书知道秦朝由于残酷暴虐而亡国，又亲眼看见王莽新朝也因法令苛刻而自行毁灭，所以恳切上书，希望朝廷宽施刑罚。”刘炟“善之”，国家刑罚开始向宽松转变，百姓无不喜悦。这是“宽以济猛”的典范。

东汉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五月，刘备攻取汉室宗亲刘璋割据的益州（今四川一带）。诸葛亮辅佐刘备治蜀，“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蜀郡太守法正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初有其国，未垂惠抚；愿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诸葛亮对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诸葛亮治蜀20年，针对刘璋时期“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弊端，实行法治，赏罚严明，使蜀汉政权呈现“耕战有伍，刑法整齐”之景象，为“挥戈北伐，攻击曹魏”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这是“猛以济宽”的典范。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实质，是立足执法宽严相较的平衡点，保持社会的和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