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厥土生民”展厅，形状各异的陶器占满了足有两面墙空间的巨大展柜，让人目不暇接。这些距今3800多年的器物，是夏代先民创造力的体现，更藏着他们日常生活的“烟火气”。

●陶器种类繁多、功能齐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大体可分为酒器、食器、炊器、贮盛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杂器等。

具体来看，炊器古朴粗犷，主要有鼎、深腹罐、圆腹罐、甑（zèng）等，以绳纹、篮纹为主要纹饰，纹理布满整个器物；食器精致实用，有豆、三足盘、簋（guǐ）、平底盘、圈足盘等；酒器神秘庄严，有觚（gū）、爵、盉（hé）、鬶（guī）、杯、壶等，器表磨光，常装饰弦纹和凸棱纹；贮盛器凝重实用，有大口尊、小口尊、小口瓮、大口罐、深腹盆等。

炊器中造型比较独特的要数陶甑，它也被称作“蒸锅的雏形”。在陶甑底部，一般都会有几个小孔，考古人员研究推测，它的作用相当于蒸锅中的箅子，把陶甑置于装水的深腹罐中就可以蒸煮食物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认为，二里头文化富有特色的陶器群，在器类、造型与印纹装饰上皆具有突出的时代风貌，是窥探夏代社会秩序、生活百态和宗教信仰的重要介质。

●与酒有关器物，体现礼仪文化

与炊器相比，酒器的制作更为精致。例如，陶盉顶部利用流、口和泥钉，做成兽面的样子，颇具艺术性；陶爵一般胎薄体轻，流、尾修长，器壁经反复刮削，腹部刻划纹饰。

近年，考古专家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16件陶器样品进行残留物检测，找到了与酿酒饮酒相关的直接证据。他们在16件标本上发现了700多颗淀粉粒、植硅体，以及与酿酒相关的真菌、26个酵母细胞等遗迹。综合分析后，专家推测，大口尊用于半固态发酵酿酒，口径较小的尊用于储酒，鬶、盉用于温酒和备酒，爵用于饮酒。这表明，酒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有了专门化的现象，宴饮过程也具有更加精细化、礼仪化的趋势。

“这类器物一般出土在宫殿区及靠近宫殿区的贵族埋葬区，简单来说，即酒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介绍，这说明饮酒这种活动有排他性，这也是二里头王权诞生的一个重要特征。

●制陶技术高超，器物辐射范围广

考古研究发现，二里头先民已开始使用高岭土烧制陶器，比起普通陶土，其烧制温度要从八九百摄氏度提高为1000摄氏度以上，据此推测，当时二里头先民已经掌握了高超的制陶技术。

近年，考古人员在二里头遗址北部发现了与陶器制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在一座较完整的陶窑内，残存的底部火塘部分清晰可辨，火塘呈马蹄状，内壁为完全烧结的青灰色，烧结处最厚达5厘米。在陶窑附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较多红烧土块和灰烧土块等废弃堆积，并发现多块尚未烧制的深腹罐泥坯残片。“这些均属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赵海涛说，陶器是当时生产量、使用量最大的手工业制品，制陶业是都邑内重要的手工业门类。制陶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二里头都城制陶作坊分布情况，以及制陶手工业的操作工艺和流程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随着文明发展向前推进，二里头文化的陶礼器也辐射到了更广的范围。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盉，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几乎一模一样，专家认为其就是从中原地区传播而来。此外，在安徽、湖北等地的遗址中，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类型的陶礼器，如觚、爵、鬶、盉等。

“从时间上来看，二里头文化的主要陶器类型一直流传到二里冈、殷墟时期，形制基本是一脉相承的。”赵海涛说，二里头文化为后来的商周文明奠定了最主要、最直接的基础，并且和商周文明一起形成了华夏礼乐文明的基本特征。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实习生 卢杨然

（本文配图均为资料图片）